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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學是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源泉

     近年來，關于易學是中國文化源頭和傳統(tǒng)主流文化的學說，已在學術界達成廣泛共識。它從伏羲到黃帝再到文王以及孔子以來兩千多年的易學文化傳承中，直接地反映出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一脈相承，成為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雖然伏羲時代的《連山易》、黃帝時代的《歸藏易》我們今天無法看到其原文，但從文王時代的《周易》和孔子以來兩千多年的易學文化演進中，完全可以看出這種歷史文化的承繼和發(fā)展歷程。

     【清華大學中國國學大講堂總裁研修班】


     孔子作為中國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在編選刪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實踐中，把《易經(jīng)》作為中國古代經(jīng)典之一，與《詩》、《書》、《禮》、《樂》、《春秋》并列，并逐步將其提升到群經(jīng)之首的位置。《易經(jīng)》的這一崇高地位，在漢代被進一步確認以后，直至清代，歷代都無人敢變動這"天人之學"的學術位置，在有的歷史時期還一度成為"官學"，從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學《易》、用《易》幾成風尚，而孔子本人就是其典范。

     在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中，曾有"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shù)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的記載。而在《論語?述而》篇中，則記載了孔子"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感嘆。帛書《易傳要》對孔子晚年的研《易》活動，更有生動的描述："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孔子作為祖國傳統(tǒng)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創(chuàng)始人，作為一代大成至圣先師，在其六十九歲的功成名就、幾近"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對《易》的熱愛幾乎到了癡迷的地步，由此可見，易學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

     孔子以來的兩千多年中，歷朝歷代研易著作汗牛充棟，用易典范層出不窮。完全可以說，一部易學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文精神史。僅以宋代為例，除了哲學家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等均有易學專著外，文學家、政治家歐陽修、王安石，史學家司馬光，理學家朱熹等，也皆有論《易》、解《易》之作。而一家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的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則以子承父命的意緒，合作著成了《東坡易傳》。

     易學作為歷史上的傳統(tǒng)"官學"，其開明皇帝主持編纂易學典籍的也不乏其人。明初，永樂帝修《五經(jīng)大全》，其中有《周易大全》問世，"書成，風靡全國"；清初，"留心經(jīng)義五十余年"的康熙皇帝，親自主持編纂了《周易折中》，并御制序文介紹。一代偉人毛澤東早年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而這位清末重臣的成功之處，與讀《易》用《易》不無關系。曾國藩一生自許要"以讀《易》為正業(yè)"，在他的家書和日記中，其讀《易》致思、用《易》致理的例子隨處可見。

     不僅如此，易學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周邊國家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就曾有"不知《易》，不得入閣"的規(guī)定；韓國國旗更是以太極圖和乾、坤、坎、離四卦象為主體構成。這些都充分說明，易學作為民族傳統(tǒng)文化，對中國乃至世界文化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總之，易學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源泉，在中國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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