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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能否“招安”地下金融？
     中
     國沿海省份的民營企業近來遭遇了一段最艱難的時期。次貸危機造成發達國家的進口需求下降，新《勞動合同法》導致勞動力成本顯著上升，能源、電力與原材料價格飆升壓縮了企業的盈利空間，人民幣匯率升值削弱了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出口退稅率的下調侵蝕了企業的稅后利潤。

     最令民營企業家們郁悶的是，經濟學家時常掛在嘴邊的流動性過剩與熱錢流入，它們完全沒有體會到。令他們輾轉反側刻骨銘心的，是銀行存款越來越難獲得，民間借貸的成本越來越高。為應對通貨膨脹而實施的從緊貨幣政策，尤其是數量性管制措施，使得銀行信貸的大門幾乎向大部分民營企業關閉了。隨著更多民營企業轉向民間借貸市場融資，融資利率越來越高，很多企業都不堪重負。誠如一位企業家所言，不借高利貸馬上死，借了高利貸慢慢死，橫豎都活不下去了。

     這一幕正在浙江省經濟重鎮溫州上映。溫州金融辦的數據顯示，2007年溫州流動性資本超過3000億元，且每年以14％的速度遞增。然而通過對當地26個工業強鎮2347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溫州市經貿委發現有1486家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占抽樣總數的6.3%——其中少數工業強鎮的停工或半停工企業已占到當地企業總數的10%左右。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則估計，溫州30多萬家中小企業可能有20%左右的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況。以鞋業為例，溫州鞋企已由2003年的5000家縮減到今年的2600家。

     溫州民企的處境是東部沿海省份的一個縮影。大批民營企業的破產倒閉，固然與外需下降及人民幣升值有關，但更致命的是土地、勞動力與資金成本的同步上升。資金鏈斷裂已經成為很多民營企業家的夢魘。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過去幾十年中國金融體系改革中存在一個致命的死角——無論是資本市場改革，還是銀行體系改革，大多是為國有大型企業的融資服務的，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實際上一直處于被遺忘的角落。加強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口號，月月提年年提，但是很難落到實處。

     2008年5月，中國銀監會與人民銀行聯合發布了《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試圖收編沿海一帶的民間小額貸款業務，將民間借貸市場納入合法、規范的軌道。據悉，浙江省在剛出臺的規劃中表示，在試點期間，原則上允許每個縣（市、區）設立一家小額貸款公司。考慮到杭州、溫州、嘉興、臺州等地的特殊性，上述地市各增加5家試點名額。據本地媒體報道，浙江各地的擔保公司們都躍躍欲試，試圖成為第一批被收編的地下金融機構。

     然而，與大批民營企業巨大的資金需求相比，在試點時期內建立的合法小額貸款公司，能夠提供的服務將是非常有限的。我們不妨算一筆賬。假定浙江省每個縣（市、區）均設立一家小額貸款公司，由于浙江省目前有11個地級市、32個市轄區、22個縣級市、35個縣、1個自治縣，總共101家公司。而根據指導意見規定，每家公司的注冊資本金上限為2億元（欠發達縣域為1億元）。即使這些貸款公司將所有的資本金全部貸出，無非只有區區200億人民幣左右。考慮到2007年浙江省的GDP超過18000億元，因此民營企業的資金需要遠遠超出200億元。即使這批小額貸款公司能夠如期建立，那么在短期內相對于民營企業巨大的融資需求而言依然是杯水車薪。民營企業仍然需要向地下錢莊借入大量資金。

     當然，考慮到1年后小額貸款公司能夠增資擴股，而且小額貸款公司的數量日后可能大量增加，日后這批合法金融機構能夠提供的資金量也將顯著擴大。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政府能夠將沿海地區的地下金融全部“招安”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一旦民間金融公司被合法收編之后，其利率定價的靈活性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例如，根據指導意見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利率不得超過有關部門規定的上限，下限為央行公布的貸款基準利率的0.9倍，浮動幅度按照市場原則自主確定。雖然沒有具體公布相應上限，但相比不會高出基準利率太多，而且會遠遠低于目前的民間融資利率水平。不難判斷，很大一部分地下資金（包括洶涌而至的熱錢），并不希望被收編。

     其次，小額信貸公司在運轉方面，遠沒有地下錢莊靈活。例如，小額信貸公司的貸款資金來源主要是資本金，不能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否則按非法集資論處。小額信貸公司也很難在同業拆借市場上調劑余缺。這就極大地限制了小額信貸公司能夠提供資金的規模與靈活性，與理論上能夠獲得無限融資的地下錢莊相比，在進行較大規模融資方面處于嚴重劣勢。

     要從根源上解決中國民營企業融資難的狀況，依然要靠進一步完善金融體系改革。在加強中國信用體系建設的前提下，無論是政策性銀行、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銀行，都應該在市場化運作原則下更加關注增長勢頭迅猛的中國民營企業。畢竟，小額貸款公司能夠發揮的融資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國政府收編民間金融的這一舉措，策略上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實際效果卻可能是南轅北轍。

     （作者張明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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