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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曉波：改革共識的七個誤區 |
三十多年以來，“貓論”徹底地激發了中國民間的致富熱情，同時，它也對道德底線、法治底線、環境底線進行著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它讓一部分中國人和地區成為了功利主義的信徒和試驗區。
共識之四：“摸著石頭過河”。
已經退休的《金融時報》首席亞洲事務評論員容凱爾曾經評論說，“三十年的中國改革，并沒有超乎常人的計劃，對經濟成長目標的追求，本質上是實用主義性質的，而且采取的是試錯法。”所謂的“試錯法”，就是千軍萬馬“摸著石頭過河”，過了河的就是英雄，過不去的、被水沖走的就是狗熊。這一共識在改革初期的作用是驚人的，它為中國特色的經濟崛起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眾生喧嘩的創新舞臺。
不過到1998年前后，吳敬璉等人就已經提醒“中國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石頭摸不到了，早期戰略就需要調整。隨著經濟體量的不斷增大，改革的試錯成本越來越高，這一共識顯然亟待反思。
共識之五：“發展是硬道理”。
這一共識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綜合升級版，它最直接催生出了GDP主義。今天的人們已經開始在思考：什么是“軟道理”？在“硬發展”之外，是否還存在著一種“軟發展”？
“科學發展觀”及“創建和諧社會”兩大執政理念的提出，可以說是執政當局對這一共識的新理解，當前的緊迫課題是，“發展是硬道理”的衡量指標非常容易設定，其成果也很能讓人感受到，而“科學發展觀”及“創建和諧社會”的評價體系及執行策略卻要復雜和艱難得多，舊題已棄，新題待破，新舊交替之際，人們自然焦慮和彷徨。
共識之六：沿海優先發展戰略。
在毛澤東時期，中國工業經濟的發展戰略是以重工業為優先，以東北、華北和中南地區為重點投資布局，而到了1978年，這一戰略及布局出現決定性轉變，南方四大經濟特區的設立以及東南沿海十余城市的對外開放，讓中國經濟格局陡然大變，從80年代初期以來，中央就堅定地執行了沿海優先發展的戰略，從此，資金、人才和政策發生了“孔雀東南飛”的景象。2005年之后，國務院連續出臺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以及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多個區域性經濟協調發展戰略，這其實意識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的終止。這一發展共識的改變，在思想統一、政策配套及執行策略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共識之七：國有資本必須在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中占主導地位。
近年，我在一些經濟學院和商學院授課，常常被學生問及一個問題，為什么沒法在任何一本經濟學教材中找到上述的這句“共識”，它到底出現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它出現在每一次的中央經濟文件和“五年規劃”之中。學生會接著問：它是一條不需要進行論證的“公理”，還是一個需要進行論證的宏觀經濟規律？當這些疑問越來越濃烈的時候，表明它的共識性便越來越淡薄。
如果從經濟史的角度看，中國可以說是“國有企業的故鄉”，國有經濟的繁榮昌盛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特色”，早在公元前81年，漢代的人們就為此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流傳至今有一部《鹽鐵論》為證。隨著民間資本的日漸壯大，以及多種所有制公平發展的政策性承諾，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到底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已成了一個必須直面回答的問題。
上述的七個共識，堂堂皇皇，國境之內，無人不能熟背；朝野上下，常年奉之圭皋，它們都曾經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中發揮了積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都應該被銘刻在中國改革的歷史紀念碑上。
今天對它們的反思，并非否認我們走過的歷程，而是表明，我們正在進步，而且真的在進步。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論及，“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變。歷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當前的現實制度，也何嘗不如是。”連制度都需要不斷更新方能久遠，何況共識乎。
三十余年來的中國經濟改革，原本就缺乏“藍圖”，完全是靠一系列的全民共識所維持，劍及履及，披荊前行。如今，改革行過半程，共識已然瓦解，全體國民宛若散沙，失去繼續前進的方向和動力，稍有常識者都清晰地知道，這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后果，當前中國社會的種種亂象和思想分歧大多由此而生。今天，讓我們一起思考：我們到底應該揚棄哪些舊的共識，同時，應該創造和接受怎樣的新共識。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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