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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奋：全球进入“假新闻时代” 媒体人须更专业 |
我做了一輩子記者， 仍認同這個職業(yè)的價值。但我們媒體人要更專業(yè)、更勤奮，如果我們對自己沒有這樣的高要求，而是把自己看得很低，這讓別人怎么尊重你呢？
約訪張力奮先生，他說就到申報館一樓喝咖啡吧。
那家咖啡館有點特別，不僅因為50多位復旦校友眾籌的，而且只有英文名字：“the Press”（報刊、報界）。采訪滬上資深媒體人，也許沒有比這里更合適的地方了。
其實，55歲的張力奮不僅是媒體人，也是傳媒學者，更是一位良師。1980年，他同時報考了復旦大學新聞系和上海一所技校。復旦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兼了一個班的輔導員和班主任，但這個新聞系8413班后來名聲大噪，出了不少媒體名人。
1993年，張力奮寫完博士論文初稿，即進入BBC電視臺國內(nèi)部，從助理制作人做起。22年后離開媒體時，職務是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并以創(chuàng)刊總編輯的身份，把FT中文網(wǎng)帶到了一個業(yè)界矚目的高度。
我曾問一位8413班的前輩，張老師當年給你們什么印象？他說：“真誠可愛。”
孩提時，因為頭大人瘦，大人們送外號“黃豆芽”。小學時，他曾在少年宮接待外賓，那是他最早接觸外面的世界。
如今，外形依然頗具特色的他，除了在大學教書，還活躍在各種媒體論壇和峰會。最近，剛剛拋出“新媒體主義”這個新詞，他認為技術(shù)正變得瘋狂，使得不少媒體在轉(zhuǎn)型中失去了定位，而新聞專業(yè)主義則在弱化。
在媒體和媒體人都面臨巨變的今天，聽張力奮聊聊他的媒體人生涯，別具意味。而我們的話題，是從中國領導人在國外媒體發(fā)文開始的。
【張力奮檔案】：
1962年生于上海，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新聞系并留校任教。1988年獲中英友好獎學金（也稱包玉剛獎學金）赴英國留學，獲萊斯特大學大眾傳播學博士學位。1993年進入英國廣播公司（BBC）工作，2003年加盟英國《金融時報》（FT），曾任《金融時報》副主編、FT中文網(wǎng)總編輯、FT睿雜志總編輯。2015年底，回歸復旦大學，任新聞學院教授。
中國新聞突然多了起來：“國際新聞有時候全是關于中國的，最后只能拉掉幾條。有的中國故事直接成了頭版頭條。”
高淵：將近10年前，中國領導人開始在海外媒體發(fā)表署名文章，你在其中扮演過什么角色？
張力奮：我是2003年到英國《金融時報》工作的。作為FT中文網(wǎng)總編輯，可能我是最早推動此事的。當時，中國領導人要發(fā)文章，一般都選擇國內(nèi)重要媒體，主要是《人民日報》，新華社會發(fā)通稿。如果出訪的話，大多是在北京接受到訪國媒體的集體或書面采訪。
高淵：這樣做的效果怎么樣？
張力奮：以我當時在英國的感受，中國以這樣的方式與外界交流，是比較隔膜的。我覺得收效不大，甚至很弱。
高淵：《金融時報》會用新華社通稿嗎？
張力奮：《金融時報》一直非常強調(diào)用自己的信源和稿源。像路透社、美聯(lián)社的稿子都用得很少，除非特殊情況。
高淵：那時候，世界對中國的關注度如何？
張力奮：2003－2004年，我們每天編輯新聞，發(fā)現(xiàn)跟中國相關的事情越來越多，并且來自世界各個角落。乍看起來，很多新聞彼此之間沒什么關系。比如說，今天收到一條消息說，韓國造船訂單大增；明天收到一條消息，波羅的海油價指數(shù)上升；后天收到一條消息，南美國家的鐵礦石突然漲價。
仔細研究后發(fā)現(xiàn)，這些新聞背后都有“中國因素”。特別是當時中國入世不久，效應開始顯現(xiàn)，這是中國經(jīng)濟真正走向世界。
高淵：你們報紙上的中國新聞也越來越多吧？
張力奮：有幾次我為FT中文網(wǎng)選當日國際新聞，發(fā)現(xiàn)10條新聞都是關于中國的，最后只能拉掉幾條。而且，越來越多的中國新聞從內(nèi)頁的行業(yè)版上了頭版，有的直接成了頭版頭條。
英國并沒有哪個部門給報社打電話，說中國現(xiàn)在很重要，你們要突出報道。中國就像一個埋頭勞作的莊稼人，突然有一天發(fā)現(xiàn)，自己在銀行里已存了很多錢，成了經(jīng)濟大國了。對這個經(jīng)濟崛起的過程，中國一開始并不自覺。
請中國領導人直接撰稿：“中國已經(jīng)強大到必須向世界解釋他在做什么，在想什么，發(fā)聲的關鍵是要讓別人聽得懂。”
高淵：是什么時候向中國官方提出，邀中國領導人為外國媒體直接撰稿？
張力奮：大概2007年吧。遇到中國的官員，特別是外交圈的官員，我經(jīng)常會問，中國領導人為什么不能為《金融時報》這樣的權(quán)威外國媒體直接撰稿？為什么這個事情必須做，我的理由是，中國已經(jīng)強大，必須向世界解釋它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需要直接跟他國的政治和商界精英對話。
高淵：得到的反饋積極嗎？
張力奮：一開始，得到的反饋是說這個事情可能有難度。但一年后，北京要舉辦奧運會了，這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契機。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兩個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為《金融時報》撰稿，闡述加強中美能源合作。這是FT言論版上第一篇中國高層的署名文章。
到了2009年5月，王岐山再次撰稿，談的是如何加強中英雙邊的金融對話。那時，已經(jīng)爆發(fā)全球金融危機了。2012年，時任常務副總理的李克強正式出任總理前，有歐盟之行，第一次為FT撰稿，主要談中國和歐盟的關系。2013年， 已是總理的李克強為《金融時報》和FT中文網(wǎng)聯(lián)合撰文，是在大連舉辦“夏季達沃斯”前夕，重申中國將繼續(xù)推進可持續(xù)發(fā)展。
高淵：現(xiàn)在中國高層領導出訪前，在到訪國的主要媒體上發(fā)表署名文章，已經(jīng)幾乎成了標配。你們試水的時候順利嗎？
張力奮：一開始，試的過程不是特別容易，關鍵在尋找和相信中國內(nèi)生的開放力。為外媒撰稿，要熟悉西方媒體的運作和溝通風格、邏輯，尋求國際通行的表達方式。比如，那些領導人的署名文章，一開始文字磨合時間比較長，改了好幾稿。之后就順多了，編輯過程大大縮短。
高淵：這樣的領導人署名文章發(fā)多長，在什么版面？
張力奮：發(fā)在FT言論版上（op-ed），一般要求不超過900英文字，集中談一個觀點，講清楚就行。在這個版面上發(fā)文的，基本上都是全球政商學界的權(quán)威人士，如總統(tǒng)、總理、央行行長、國際組織首腦、財長、貿(mào)易部長、知名學者等。對言論版，《金融時報》有自己嚴格的操作規(guī)范，對所有撰稿人一視同仁，不會打破慣例，發(fā)一個整版的署名文章。
高淵：你和中方是怎么具體溝通的？
張力奮：FT總部在倫敦，一般會與中國駐英國大使館或外交部溝通。
在倫敦獨家專訪溫家寶：“我說標題就叫Message from wen（來自溫的信息），大家都說好。因為當時正是全球金融危機發(fā)作期，世界急切等待北京的信號。”
高淵：除了邀約中國領導人的署名文章，直接采訪是否更難？
張力奮：專訪任何一國領導人都很難。早在2007年，我向中方申請專訪溫家寶總理。這和邀約中國領導人寫文章一樣，就是希望中國能更開放, 破一些傳統(tǒng)慣例，做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比如， 采訪地點最好在出訪途中，而不是在中南海，更能顯示中國的自信。
經(jīng)過一年多的等待，到2008年秋天，終于等到消息，溫總理可以考慮接受《金融時報》獨家采訪。
高淵：當時有什么背景？
張力奮：那時已經(jīng)爆發(fā)全球金融危機。溫總理決定參加2009年1月的冬季達沃斯論壇，隨后訪問英國。中方答應在5天訪英期間，接受我們專訪，這是完全打破慣例的。
2009年2月1日，溫總理抵達倫敦的第二天，在他的住地，海德公園東方文華酒店，接受《金融時報》專訪。采訪組共四人，總編輯巴伯、兩任北京分社社長，加上我。
高淵：采訪前的提問和采訪后的稿件，需要給中方審閱嗎？
張力奮：FT的慣例是，采訪前，會就感興趣的議題，提出采訪計劃，但不提供具體問題的清單。FT對誰都一視同仁，中方表示接受。
那天溫總理談興很濃，原定采訪60分鐘，延長了15分鐘。中午采訪完，下午就得把近4000字的采訪記趕出來，一整版。晚上近6點，臨近亞洲版截稿，大家已很累，標題上卡住了。我說，干脆就叫 “Message from Wen”（來自溫的信息），大家說好，就簽發(fā)了。當時正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發(fā)作期，世界急切等待北京的信號。按照慣例，稿子發(fā)表前沒有給中方審閱。
高淵：稿子發(fā)表后，中方滿意嗎？各界反響怎么樣？
張力奮：我們在報紙上發(fā)了一個整版的采訪記，同時把采訪實錄放在了FT官網(wǎng)上。《人民日報》馬上轉(zhuǎn)載了采訪實錄，全文照登，一字未動，從一版轉(zhuǎn)到二版。這樣的處理前所未見。
各界反響相當大，大量的轉(zhuǎn)發(fā)、援引和評論，因為溫總理透露了中國將在拯救計劃中投入巨資，擴大內(nèi)需（即馬上推出的“四萬億”）。當時西方國家都希望中國幫一把，這番談話非常引人注目。
張力奮采訪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高淵：除了溫總理，你還采訪過哪些中方高層？
張力奮：還采訪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另外，王毅外長上任后的第一次獨家專訪，是我做的。他2013年當外長，2014年1月份代表中國政府出席達沃斯論壇，我提前三四個月向外交部提出采訪申請。不少國際媒體在爭，結(jié)果FT拿到了。
高淵：王外長的訪談主要涉及哪些問題？
張力奮：問題是全方位的，包括中美、中日關系，還問了很敏感的中朝關系，王外長都作了認真解答。那是一次中國官方對外交政策的完整闡述。
在達沃斯采訪完之后，當天趕了兩篇稿子。一篇寫成新聞。因那年安倍出席達沃斯，很受關注。我把王毅談中日關系拎出來，發(fā)在《金融時報》頭版，又為FT中文網(wǎng)寫了篇采訪記。
為何非要考新聞系：“我是1980年考大學，當時國門剛剛打開，我懵懵懂懂覺得，一個國家不能沒有好的媒體和優(yōu)秀記者。”
高淵：在你的媒體人生涯中，有哪幾個節(jié)點特別重要？
張力奮：這是個好問題，我覺得首先是童年。我出生于1962年，小時候完全不知道中國之外發(fā)生了什么，國內(nèi)媒體對國內(nèi)的實情也不報道。我記得，1979年《解放日報》在頭版刊登社會新聞《一輛26路無軌電車翻車》，后來拿了中國新聞獎。評委非常有眼光。這則報道是重大突破。之前很多年，交通事故這樣的“負面新聞”是不能上官方媒體的。
我是1980年考大學，當時國門剛剛打開，我懵懵懂懂覺得，一個國家不能沒有好的媒體和優(yōu)秀記者，所以立志考復旦大學新聞系。我父親不太支持。他知道我愛看書，希望我讀圖書館系。他覺得新聞這東西太敏感。
高淵：當時全家都反對你考新聞系？
張力奮：母親說我肯定考不進，其實是為我減壓。她是小學老師，擅長一年級教學、漢語拼音和音樂。但她在文革中被學生拌倒摔傷，后來30多年，長期臥病在家。她是病人心態(tài)，就希望我身體好點。她叫我同時考技校，我們一幢樓里有四個同屆生都考技校。她告訴我，不能特殊。
高淵：真去考了嗎？
張力奮：母命難違。考復旦的同時，又去考了一個技校。技校好像考三門課，我擔心真考進了，就把答案做好后再改掉，但還是超過了分數(shù)線。
高淵：進了復旦新聞系后，覺得自己的選擇對不對？
張力奮：那時候，整個國家都非常熱切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社會透明度不斷加強，這是中國媒體的一個黃金時期。不少老一代報人也都平反了，有的回到媒體，有的到了大學。在我看來，記者的功能和角色的合法化，是一個社會正常化的重要標志。
在BBC那些年：“后來我才知道，我是第一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BBC國內(nèi)部記者。”
高淵：你的媒體生涯中，還有什么重要節(jié)點？
張力奮：那就是1988年去英國留學，這讓我后來能親身了解國外媒體的運作。
高淵：進BBC工作是在什么時候？
張力奮：1993年3月份，我剛寫完博士論文第一稿。孩子才三歲，太太在念物理學博士。我得養(yǎng)家了，想去BBC試試，覺得要去就去世界上最好的媒體。
BBC有國內(nèi)臺和國際臺。World Service 那里有中文節(jié)目, 二戰(zhàn)時成立，一直有華人同行。我申請的是BBC國內(nèi)臺，后來才知道，我應該是第一個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BBC國內(nèi)臺制作人。
高淵：對BBC印象怎么樣？
張力奮：剛進去的時候職位比較低，是助理制作人，但開了眼界，感受到專業(yè)精神，也感受到中西方溝通的隔膜與困難。
我一直強調(diào)，什么是好的教育，相當一部分就是開拓眼界。在BBC，你的同事可能是世界上這個領域做得最專業(yè)的一批人。為了10秒鐘的一個片頭，他們會坐上一整天，一幀幀地搞定。另外，我學到了職業(yè)自尊，理解了媒體與政府、市場、公民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
FT中文網(wǎng)的路徑探索：“很多專欄作家到我這兒寫東西，我就說你離傳統(tǒng)的表達遠一點，想象坐在倫敦的酒吧里寫東西吧。”
高淵：為什么要離開BBC，轉(zhuǎn)投《金融時報》？
張力奮：因緣吧。2003年，F(xiàn)T中文網(wǎng)要籌辦，時任FT副總編輯的John Ridding真誠相邀。我覺得，F(xiàn)T中文網(wǎng)要在中國落地，可讓我觀察與研究中國更近一些。《金融時報》給了我按照自己的理念打造東西的平臺
高淵：你覺得BBC和FT有什么不同？
張力奮：兩家都在國際上最權(quán)威、最專業(yè)的媒體之列，F(xiàn)T比BBC的歷史更長。他們有各自深厚的文化、做事方式甚至儀式感。
我喜歡BBC的文化，那種格局、視野，以及BBC人的專業(yè)自尊。但和任何大機構(gòu)一樣，它也有缺點，官僚化，機構(gòu)太大，效率不很高，當時員工就有2萬多人。FT是老牌的財經(jīng)媒體，不到2000人，小而美，扁平結(jié)構(gòu)，團隊合作緊密。
BBC的資源要強很多。在BBC做夜班，每天有專車送回家。在《金融時報》時，我的團隊也上夜班。格林威治時間晚上7點報紙截稿，我們開始選內(nèi)容、交翻譯組，還要編輯原創(chuàng)內(nèi)容，保證中文網(wǎng)和英文報紙的新聞內(nèi)容同步。下班已是深更半夜，同事們常常小跑步趕末班地鐵。
高淵：FT中文網(wǎng)是按你的思路辦的嗎？
張力奮：FT中文網(wǎng)是FT的一部分，是FT編輯理念的產(chǎn)物和延續(xù)。當然, 作為創(chuàng)刊總編輯，在建構(gòu)和執(zhí)行層面有我對新聞業(yè)務以及對中國大勢的思考。我堅持一點，就是一定要有原創(chuàng)內(nèi)容。三年后，原創(chuàng)內(nèi)容占了40%，到北京奧運會時，已接近50%了。一半內(nèi)容保證原創(chuàng)。
高淵：這么多原創(chuàng)內(nèi)容從哪里來？
張力奮：FT中文網(wǎng)資源很少，團隊很小，一開始才幾個人，這迫使我開辟外面的作者與專家資源，并很快建起一個專欄作家團。
后來很多人說這個思路做對了，其實是條件和需求使然，用FT的編輯理念、我對中國的判斷來打造專欄，培育專欄作家。
高淵：你怎么塑造這些專欄作家？
張力奮：當時，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在純新聞和信息披露上有進步，但對信息的解讀與加工做得遠遠不夠。FT中文網(wǎng)就應該盡力補這塊，做成那個樣子。
此外，我對一個媒體的語言風格與文體，有很高的要求。很多作者到FT這里寫東西，我一定請他們遠離沒有生命和邏輯力量的表達、套話，而且越遠越好。FT是國際媒體，距離感很重要，不要太近，要想象自己坐在倫敦的酒吧里寫東西。對作者我也會提些具體建議，成就他們的風格。比較成功的專欄作家，前后有五六十位，像周其仁、薜兆豐、吳曉波、老愚、徐達內(nèi)等。
高淵：會擔心他們寫出格嗎？
張力奮：我給寫作者足夠的自由空間、足夠的尊重。如果老去敲他們的“木魚”，他們寫不出來的。做媒體，壓力總有，總編輯就是承擔壓力的。
高淵：為什么你能找到這么多優(yōu)秀的作者？很多人說是因為你人緣好？
張力奮：初創(chuàng)時期困難很多, 我要求又高，只能找自己熟悉、相知的朋友與同行。我很感激他們，他們的承諾與包容。絕大部分專欄作家都是我找的，我在新聞圈的時間也長了。人緣好，是別人的善意解釋。可能我不功利處事，也是個因素。大家很愿意幫我，還要接受我的各種高標準，的確是事實。同行間，彼此都出力相助，做事就容易些。
今年1月14日，張力奮（后排左五）參加周有光壽誕座談會
回歸大學是人生規(guī)劃：“現(xiàn)在全球已進入假新聞時代，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弱化，其實也反映在新聞教育本身。”
高淵：你的學者生涯起于復旦，如今在好幾家媒體工作了20多年后，又回到復旦。當年離開的時候，想過要回來嗎？
張力奮：想過的。這是我人生規(guī)劃的一部分。剛出國留學時，曾計劃50歲左右回到大學，是不是回到復旦不敢說。我去英國留學，擔保人是謝希德校長。現(xiàn)在回母校，對謝校長也是一個交代。
高淵：在復旦主要做些什么？
張力奮：還在安頓中。這學期上一門課“深度報道基礎”，還主持一個講座系列，邀請中國最頂尖的媒體人來演講。其他幾門新課，多與英國有關。理想的大學，不僅要學知識，更要培養(yǎng)眼界。有了眼界，才能作出好的判斷，做對社會進步有益的事。
高淵：最近這幾年，每年都有一些紙媒關門。你做過報紙、雜志、電視、電臺，做新媒體也很早，現(xiàn)在是新聞學教授，你怎么看中國媒體所處的時代？
張力奮：我覺得，中國媒體人在幸運中有點不幸。我們正處于一個劇變的轉(zhuǎn)型期，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平臺，二是本位。
一個媒體要生存，必須繼續(xù)拓展讀者或用戶，不要在乎他們在哪個平臺上閱讀。這個時代，平臺的轉(zhuǎn)型和遷移是很正常的。這些年，《金融時報》也在有意識地縮減紙質(zhì)版，現(xiàn)在紙質(zhì)版和網(wǎng)絡版付費閱讀數(shù)已經(jīng)達到81萬, 三分之二在網(wǎng)上，發(fā)行量遠超紙質(zhì)媒時期的最高紀錄。最重要的是怎么找到和保持用戶，提供他們需要的服務，把服務變成媒體生存的資本。
高淵：剛才說的本位是一個什么問題？
張力奮：本位的問題，是回答媒體為何存在？為誰存在？如何存在？靠什么贏得自己的出生證、生存權(quán)？市場和政府在媒體生態(tài)中，承擔怎樣的角色？還有，一個社會如何生產(chǎn)優(yōu)質(zhì)的信息公共品？不然，會有怎樣的影響？
這些問題值得媒體人和機構(gòu)媒體思考，尋求共識，當然不可能一步到位。政府、市場、用戶、傳統(tǒng)媒體和新媒體，已在一條船上，要共存。各自定位清晰，共識才有可能，規(guī)則才能議定。
高淵：怎么評價媒體現(xiàn)狀？
張力奮：現(xiàn)在，全球已進入假新聞時代。最近，我在美國高價買了一本11月8日的《新聞周刊》，一本很權(quán)威的時事雜志。因他們認定希拉里當選總統(tǒng)，就提前幾天把希拉里的紀念特刊印出來了。“新聞周刊”這條烏龍，并非假新聞，但凸現(xiàn)了社交媒體時代“新聞機構(gòu)”的脆弱與不適。
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弱化，其實也反映在新聞教育本身。中國目前注冊的新聞院校有1000多所，但能不能為學生提供最基礎的新聞專業(yè)主義訓練，很難說。
現(xiàn)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在全球獨樹一幟。在對媒體技術(shù)的吸納和挖掘方面，中國做得最有激情、最精致，也最徹底。但有一個問題是：社交媒體有沒有可能建立規(guī)則？社交媒體是否有條件成為公共品？現(xiàn)在看起來，還是一個大問號。
高淵：在這個媒體巨變的時代，你覺得記者這個職業(yè)還有意思嗎？
張力奮：我做了一輩子記者， 仍認同這個職業(yè)的價值。在BBC和FT工作，我享受到外界對記者和新聞界的尊重。如果今天采訪英國首相，記者不會低三下四。我們會想，你不過當了一兩屆首相，我已報道了四五任首相了。
我們媒體人要更專業(yè)、更勤奮，如果我們對自己沒有這樣的高要求，而是把自己看得很低，這讓別人怎么尊重你呢？
馬云：假貨比正品質(zhì)量更好，是什么套路？
后真相時代：情感與觀點太多，事實和真相已經(jīng)不重要了
倭寇，一個王朝的謊言？
許錫良：有一種默契叫利益共同體
40萬億基建來襲,人民幣到底還是不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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