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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政治生存术、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發帖：牛人 | 2013/8/23 15:45:48 | 第 1 樓

中国企业家的政治生存术、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李途純出獄后談棄太子奶：民營企業家做大就被抓】“我目睹許多中國民營企業家把企業一做大后便被抓，上市幾乎等于進牢獄，終身飲恨牢獄”。我與一般被抓捕的企業家不一樣，他們一是為早點出去就承認犯罪，二是將家產給他們處置，求條生路。我從不承認強加頭上的莫須有罪名...>>> 更多


     中國企業家的政治生存術

     最近，紐約時報報道了一個上海一家民營企業凱賽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因為知識產權糾紛而受挫的故事。在報道中，該企業因為原技術人員在離職后，盜用公司的技術成立競爭性的公司而蒙受極大的損失。但凱賽公司在利用法律手段解決的過程中發現，因為對手的靠山是政府，這場官司已經無以為繼了。這一關系凱賽生存的訴訟，目前還看不到任何解決的希望。

     對目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來說，這個故事是一個縮影，它說明了一個簡單而重要的事實：在中國，民營企業家要想把生意一直做下去，尤其是不斷變大變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市場經濟中無處不在的優勝劣汰的競爭壓力和不確定性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而來自于非市場力量的政治風險，卻是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獨有因素。

     這種風險，根本上來自于官家對權力的絕對壟斷和民營企業家在政治上的邊緣地位，導致前者可以對后者進行機會主義性質的掠奪。自古及今，這種狀況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實際上，政治權力侵凌民營企業正當權益的陰霾，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揮之不去的現實存在。凱賽的例子，只不過是眾多案例中的滄海一粟。

     這種無處不在的政治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有些民營企業家那么熱衷于和政府建立起緊密的關系，例如和國有企業成立業務上的戰略合作關系，或引入政府部門作為戰略投資者。許多民營企業因此從名稱上來看，更像一家國有單位，但實質上卻是私人控股。企業家的算盤，就是通過這種緊密的政企關系，既提高企業的政治保險系數，也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體制內的資源為自己服務。
     更有雄心壯志的企業家恐怕還不僅僅滿足于這種看似緊密的政企關系。他們會更進一步，和中意的某個政治人物直接發展出相當緊密的個人關系。從某種角度上講，他們和政治人物之間結成了一個非正式的契約性質的關系網，前者為后者提供金錢，從經濟上助其實現政治上的目標；后者則利用自己的政治資源，直接為前者提供稀缺資源和獲利機會。這種通過利益交換形成的紐帶，由于彼此進入對方的核心決策圈子，人格化色彩更濃，也相對更加穩固。

     不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一種增強政企關系的策略，在帶來巨大的收益的同時也會帶來相應的成本。例如通過引入政府作為戰略合作或投資者的策略，盡管可以在獲得貸款、謀求市場準入方面獲益不菲，但卻無法避免當企業進一步壯大時，政府因利益分配方面的分歧而發生掠奪性的機會主義行為。對企業而言，這種機會主義行為一旦發生，由于政府權力的不受限制和對企業內部經營情況的熟悉，甚至會帶來更加不可測的風險，包括喪失企業的實際控制權甚至所有權。因此，更常見的情況是，為了防止這種來自政府的機會主義風險，民營企業家不得不想方設法引入多個戰略合作方以進行相互制約，甚至背地里尋找其他的政治關系和靠山，以備不測。企業家大量的精力和資源，因此反而被消耗在和企業經營無關的政治斗爭上。

     這樣一來，是不是擠進政治人物的核心圈子，建立起人格化的關系網絡，搖身一變成為“紅頂商人”的路子更值得嘗試呢？無疑，中國千年來的官商文化為實踐這種策略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和精神支柱。尤其是它能夠帶來的直接且巨大的經濟甚至政治利益，早就為戰國時呂不韋的傳奇經歷所證明。但實際上，通過把自己和政治人物綁定在一起，只不過把市場中的政治風險轉化成了政治權力斗爭中的風險，且由于權力斗爭的無情而變得更加險惡。一方面，由于進入了對方的核心決策圈，企業家不再有退出的選擇，只能被動地為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服務。另一方面，一旦所綁定的政治人物倒臺，接踵而來的后果完全可以對企業家構成毀滅性的打擊。千年前呂不韋的悲慘下場，就是今日各個熱衷于當紅頂商人的企業家的前車之鑒。

     當然，在現實中，并不是所有民營企業家都會選擇通過加強政企關系的方式來規避和減少政治風險。一般來說，規模比較小的企業由于自身規模的限制，不太可能有足夠的資源去形成緊密的政企關系，因而不會主動選擇這種策略。同時，很多企業家也主動避免在過多地卷入政治。馬云最近就告誡“錢和權千萬不要混在一起。” 俞敏洪也宣稱“新東方沒有靠權貴資本賺過一分錢”。而王石則大聲地說萬科從來沒有行過賄。值得慶幸的是，這些企業不僅生存得很好，而且均為同行業中的翹楚。如果我們接受他們的言行是一致的話，那么迄今為止，他們顯然在規避政治風險和對政治保持一定距離之間維持著巧妙的平衡。

     雖然現在并沒有系統的研究來解釋究竟在什么的環境和條件下企業家會做出相應的各種策略選擇。但無疑很多因素都有可能會起到作用，例如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現代化的進展、企業家的個人學識、見識以及意識形態的傾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企業家的個人資產專用性，尤其是他們在企業的核心技術和管理上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可能是影響他們選擇什么樣的策略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一個企業家對現代科技和管理方式越是具有獨到的見解和認識，并通過這些具有個人專有的知識來運作企業，其市場競爭優勢也就更明顯，從而他對構建密切的政企關系的動力就會更弱。而由于其企業資產的專有性和個人才能的不可替代性，政府出于掠奪性動機而產生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也相應越低。這有可能導致一個良性循環，即企業家的知識和才能越是具有專用性和獨特性，對知識的投資就會越大，對構建一個良性的政企關系的積極作用也就越大。相反，一個越是依賴傳統資源投入和傳統技術的企業，感受到的市場競爭壓力會更大，對獲得外部支持的要求會更強烈，從而企業家也更可能傾向于發展更緊密的政企關系甚至和掌握權力的政客發展人格化的個人關系。這有可能導致一個惡性循環，即企業家越是依賴政企關系來獲得市場優勢，就越會進一步投資鞏固這種反生產力的政企關系，其對整個社會福利和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也就越大。

     無疑，企業家的這種個人資產專用性，是和技術以及管理知識的整體發展水平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社會可以利用的技術和管理水平越高，企業家就越可能培養出具有專用性的核心技術和管理技巧。幸運的是，在全球化時代，資訊和人員的不斷流動，從外部為技術和管理知識的進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除非中國重新退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現代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快速發展以及它們所帶來相應的企業家個人知識素質的提高，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這就給打破中國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官商文化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在可預見的將來，如何因應來自政治方面的風險，仍然會是中國民營企業家在經營企業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內容。凱賽的例子告訴我們現實總是灰色的。但技術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它們的進步所帶來的企業家自身素質的提高，無疑使我們有理由對未來維持足夠的樂觀情緒。

     鏈接：北京大學《政商領袖后EMBA》高端項目

     文/章奇,簡介：
     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系博士?，F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中國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從事有關中國政治經濟學、經濟政策、民營企業商業環境，以及地方治理和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

第 2 樓 | 發帖：牛人 | 時間：2013/8/23 15:48:39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中国的政治战略环境

     企业必须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因此它们必然要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

     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目前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家），大量使用灰色或非法的手段（如行贿等），目标则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

     政治战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比西方企业重要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组织之间）的特殊性导向，以及中国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也缘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第一，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这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审批，以及对企业进行范围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等。第二，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为政府官员和企业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间。第三，政府行为的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常常会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区别对待；甚至，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

     民营企业的两种政治战略

     尽管企业对政府存在着资源和管理上的依赖关系，但企业可以主动适应、运作、协调以致改变这种关系。然而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擅长此道。在西方，企业的政治反应也表现为各种方式，从服从、躲避到协商、合作、建立联盟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在这方面，有的企业家非常积极，以求得到资源和有效保护；另一些企业家则仅仅希望政府少给他们找麻烦。与这两种心态相对应，企业家的政治战略分为两种：先发制人与被动反应。

     “先发制人”战略表现为：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他们注重对政府官员的长期投资。当这种投资积累了社会资本后，又会反过来促进双方的互动，特别是双方有了信任之后，会更愿意从事合作性的交换。而“被动反应”的战略则是为了免除麻烦，企业只是在遇到问题时才与政府官员走动，具有交易导向。这种战略就事论事，具有短期性，会导致社会资本的消耗。而在具体实践中，大多数企业家会同时综合运用这两种战略下的多种战术。

     先发制人
     1．利益捆绑

     有的企业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保护，会把他们与官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的企业家会给官员股份，但并不要求他们有实质投入，即所谓的“干股”；有的企业家在官员投入微不足道的资金后，就给他股份，即所谓的“搭股”；还有的企业家与官员合伙兴办企业；更有一些家庭在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些人在政府工作，另一些人办企业。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把政府官员变成企业的代理人和保护伞。

     2．引入“减震器”

     企业常常通过雇用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聘请现任政府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顾问，以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担负着企业减震器的功能。这是一种公开的策略，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例如，几年前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任了它所在市的退休财政局长做财务主管。该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许多都是这位财务主管过去的下属。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也曾在市人大工作，他说：“企业雇佣我们，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余热、余权、余威、余网。除了经历之外，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关系对企业来讲是很有用的资产。”有趣的是，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聘请了前市审计局长做财务总监。

     3．参与政治

     许多企业家努力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与政府官员结识，希望由此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但这些渠道都局限于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从80年代起就通过各种方式入了党，更多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一大堆头衔。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些头衔当作政治待遇，更多的是想得到接近官员的机会而获得利益。

     4．与官员结交

     有的企业家赞助官员参观旅游，有的经常去拜访官员，有的则邀请官员参加企业的活动，等等。有一位无锡企业家，他的玩伴除了生意场上的朋友就是地方官员。因为生意上的关系，这位企业家有很多浙江义乌的朋友。有一年，他邀请镇党委书记参加义乌的小商品博览会，党委书记在当地得到了盛情款待，企业家也因此与党委书记建立了关系。

     5．经常性送礼

     目前，这种方式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新年和其他重要节日期间。“官员盼过年，企业怕过年”，这句话反映了官员和企业家对过年的不同态度。温州一家著名企业每年都要送礼，所有的县人大代表都能得到一本挂历，握有实权的领导礼物就更为丰厚。企业会想，别的企业都这么做，如果自己不送，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很难得到帮助。一位镇干部甚至这样理解企业政治行为的隐痛：“哪个企业没问题？可以说谁都不干净，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

     被动反应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受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一些企业在处理同政府（官员）的关系时是无奈、被动反应，出现麻烦时才临时抱佛脚。“灭火”是这种策略的主要特色。常见的策略包括以下几种。

     1．利用政府部门间的矛盾做文章

     当一个政府部门找麻烦时，企业家找另一个部门帮忙。另一个部门之所以愿意帮忙，一是因为他们可能与该企业家熟识，更重要的是因为部门间利益不同。这个战略有积极主动的成分，但考虑到它主要是在企业遇到麻烦时才使用，因此也归入被动反应的战略。

     之所以能够利用政府部门矛盾做文章，是因为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部门间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利益的冲突。中国“条条块块”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条条”管理的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不一致，这为企业家的运作提供了空间。

     2002年5月，无锡一家袜厂遇到了麻烦。某区技术监督局因故封存了企业的存货并勒令停产。他们的执法引起了冲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便叫来警察，但警察觉得没必要介入，随即又离开了。失了面子的技术监督局干部开始进一步调查该袜厂的问题。这时，当地村和镇书记都出面求情，要求技术监督局从轻处理。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政府干部担心，如果该企业一气之下出走，该地的产值和就业将会产生影响。苏南干部考核机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绩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挂钩，地方干部当然要保护他们治下的企业。

     2．遇到麻烦时“活动”

     出现麻烦时，企业家往往动员所有资源四处走动，不甘受罚。一个企业家说，他并不太在乎罚多少钱，而是担心一旦受罚，别的部门就会以为他软弱可欺，会纷纷上门来找麻烦。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对事前行贿与事后感谢做了区分。“如果你在人家给你办事之前就送钱，那就是行贿，很多人是忌讳的；但如果在办完事之后再给予表示，那就是人之常情。”在前面的例子里，那个无锡企业家事后就向帮助他的书记进行了感谢，尽管他们出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3．转移资本或减少投资

     近年来，资本转移在温州是个常见现象。理论上来看，这是企业家基于市场机会和成本收益核算作出的理性反应，但在温州，驱动资本流出的因素并不只是外在因素，如外地的优惠政策、低廉的地价等，还有内在因素，如低效劣质的政府服务。

     有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温州外移企业有增无减。截至2000年5月，共有301家企业移出温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对当地政府环境不满。比如，某制造轴承的企业因为与政府关系不佳、得不到有效保护而移到了杭州；龙港的一家毛毯厂因为政府对他们与农民搬运工的冲突无动于衷等问题，一怒之下搬迁到了上海。

     很多小企业无法选择资本外移，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把企业做大。一个企业家说，他的企业做得越大，就会有越多的政府部门来“化缘”，因此他把企业保持在小规模，尽量少被人注意到。

     4．消极顺从

     这种策略是不采取行动，认罚了事。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家没有任何关系，只能接受处罚；二是基于理性考虑，觉得动用太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一次，温州一家制作旅行包的企业家被工商管理部门处罚，他本来想找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后来考虑到自己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大动干戈，最后决定认罚。至于损失，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回来。

     政治战略带来竞争优势

     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最终目的，当然还是利润。他们在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时，也会计算或至少考虑投入的成本与收益，尽管这种收益不像市场收益那样易于计算、立竿见影。一般来说，利润有三个来源：效率、市场权力和合法性。在“利润=收入－成本”的基本公式中，成本影响效率，市场权力提高收入。在成本一侧，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顺利而快速地通过审批手续、减少检查频率和刁难、缓解政府官员（尤其是办事员）的寻租行为，等等。龙港一位与政府关系相当不错的企业家表达了他的无奈：我们与政府搞好关系只是为了“花钱买平安”，减少在通过政府办事时的成本。在收入一侧，与政府搞好关系可以获得价格合宜、位置优越的土地，以及政府采购合同和各种政策优惠，从而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租金。即使是在温州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政府关系获得了巨大好处，从而领先于对手。

     单纯地用收益和成本来考察企业的政治行为，可能还过于简单。除了利润，企业往往还有更多的考虑，其中“合法性”的需求是非常关键的。合法性是指企业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的认可、声誉等，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正是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有了这种认可和声誉，供应商、合作者、消费者会对企业更加信赖。同时，合法性也使企业在关键的时候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温州，如果政府把参观者介绍到对手企业，企业家会表现出不满，并会努力让政府把客人也介绍到他们那里。对企业家而言，政府把参观者介绍过来，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认可。利用政府（官员）出面更是企业获得别人信赖的途径。昆山一位企业家说，每次他的合作伙伴从上海来时，他都会尽量把镇领导请来一块吃饭，“这样客人不仅面子上有光彩，也会觉得你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不错，更愿意跟你合作” 。

     虽然没有准确数据，但大量的个案表明，企业家与政府关系和企业业绩间有很强的相关度。企业如果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订单，得到区位好、价格低的土地，显然就会更有竞争优势；同样，如果能很快顺利地办完审批手续，受到的税收、工商调查较少，显然也更容易生存。企业在政治战略上的模仿并不容易：很难设想那些采取被动反应战略的企业家，转眼就能取得先发制人的能力。因此，政治战略最终将造成企业的分化。那些能够采取先发制人战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更能生存和发展；而只能被动反应的企业则处于不利地位，有的被迫外迁或死亡。

     对管理的启示

     企业家迅速获得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并不容易，但依然有一些可供选择的策略：

     一是扬长避短，让市场战略与政治战略相匹配。比如关系导向、与政府打交道得心应手的企业，可以选择以内销为主的战略；而交易导向、不太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则可以选择外销。这也正是温州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在我们的研究中，柳市的产品就以内销为主（该镇企业家非常善于与政府打交道），而虹桥则主打外销（该镇企业家相对拙于交际）。

     二是取长补短，不同特点的企业家进行合作。温州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合作：从早期合伙制为本质的股份合作制，到近几年的股份制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都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表现。在处理政府关系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不善于同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家可以聘请具备这方面特长的人加盟，这也是一些企业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为他们企业服务的主要原因。

     我们并不提倡企业通过接近政府官员而谋取好处，也无意赞扬因此而得益的企业（家）。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透视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现状。同时，也希望政府官员能从中看到民营企业的无奈，改进环境，公正执法，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毕竟，政府服务水平是企业投资选址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相信随着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企业终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市场战略，而非政治战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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