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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的预言,杜勒斯的童话 |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國國務卿(1953——1959)
在我們這一代人的青年時代中,杜勒斯預言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這個“美帝國主義”的頭子,竟然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用心真是險惡呀!我們時時刻刻被告知,要讓杜勒斯的預言破產。好在當時我們也有足夠的自信,去抵御杜勒斯們的進攻。因為“偉大領袖”給我們描畫了一個令人心潮彭湃得要爆炸的前景:我們這一代人,將親手把杜勒斯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埋葬……
下面是本人寫于1970年的一份文稿的第一段:
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青年一代,寄予無限的期望,他說:“今后的幾十年對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么重要的時期!現在二十多歲的青年,再過二、三十年是四、五十歲的人。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斗。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而奮斗終身。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我們這一代要下決心,一輩子艱苦奮斗!”每讀到這里,偉大領袖親切的聲音在我們的腦海里回旋激蕩,激動的心情,總是久久不能平靜下來。

不要嘲笑我們當年的天真幼稚,在沒有參照物的情況下,人們接受這一切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從我寫那段文字時算起,也不止二、三十年了,我不但沒有親手埋葬帝國主義,好像也沒有見到“社會主義強國”的出現,反而見識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種種現實。房地產 金融
后來我才弄明白這個道理:“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 主。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從我知道“杜勒斯的預言”時算起,已經是四、五十年了。現在的年輕人可以籠統算是“第三、第四代人”了吧?我不知還有沒有年輕人會抱著我幾十年前的那種理念去看世界的。
無論怎樣,他們對民主潮流也會多了一些了解吧。
這算不算是“變”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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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杜勒斯的童話
作者:思公
華盛頓除里根國內機場外,還有一個杜勒斯國際機場,我第一次從那里乘機,便對它的建筑印象很深。候機樓為懸索式現代派建筑,輕巧的懸索屋頂好似翹起的 飛毯,玻璃幕墻的結構本身動感十足,配上金屬柱子,顯得十分自然流暢。后來得知,它是著名建筑大師沙里寧的作品,在建筑史里也是很出名的建筑。我開始看到杜勒斯的名字有點疑惑,弄不清是不是我們小時候了解的那個壞人,最仇視中國,拒絕和周總理握手的美國國務卿,后來確認是他。華盛頓三個機場,以名字命名的就這一個,(里根機場為最近命名)總統幾年換一個,國務卿更是數不勝數,而只有杜勒斯獲此殊榮,可見其名氣之大,受尊崇之高。這與我腦海里的杜勒斯反差極大,杜的名字對中國人而言,幾乎人人皆知,但對這個人我們又所知甚少,這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杜勒斯的全名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他有個弟弟叫艾倫.杜勒斯,當過多年中央情報局的局長,也比較有名。杜大概是戰后以來在中國形象最糟糕的美國政治人物,連我在當時還是孩童都能記住,我印象我們罵他最厲害的是他的“和平演變”,我們不知道被教育多少遍,帝國主義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小孩子身上。而說這話的就是杜勒斯。我們也被告訴過杜勒斯不和總理握手的故事,留下的童年記憶杜勒斯是個最恨中國的壞蛋符號。看過一篇喬冠華等人以筆名于兆力59年發表在《紅旗》雜志的文章,題目是《杜勒斯的童話和中國的真實》,文中對杜勒斯誣蔑大躍進給予了義正詞嚴的駁斥。中國的頭號外交家領銜批美國頭號外交家,很有意思。雖然文章寫的燦爛如花,但今天一看,只有啞然一笑的份了。
文中寫到:
“杜勒斯先生忽然變得對中國人民十分仁慈起來了。據說,他之所以挺身而出咒罵中國的大躍進,完全是因為關心中國人民的緣故。他關心中國人民在大躍進中體力和精神消耗得太多,他關心中國人民消費得太少,積累得太多,以至不能享受自己的勞動的果實等等。
杜勒斯以為,這樣一來,人們就一定會把他不看成狼,而看成慈愛的外婆了。
這個打扮成外婆的狼用悲天憫人的聲調悲嘆道:共產主義制度可以多么殘忍地利用人來發展工業!
親愛的狼先生!你的話泄露了愛貓撲.愛生活:你究竟是狼,而不是外婆。”
別人不知道,長期以來,杜勒斯在我眼里是大灰狼的形象是真實的事。
幾十年過去,對杜勒斯只知其名,不知其人。多虧改革開放,有機會到國外讀書,陸續接觸了外部世界,也讀到些關于杜勒斯的書,對其人才有了些了解。其實,在美國歷史上的國務卿中,杜勒斯是對中國文化最有了解,最有個人感情的一個,這主要因為他的家族與中國有很深淵源。杜勒斯出身于一個很有名望的家族,他的爺爺曾經擔任美國總統.哈理森的國務卿。他的叔叔曾經是威爾遜總統的國務卿。他爺爺在離任后,到當時清朝,曾給李鴻章做顧問,在中日甲午戰爭后的談判中,幫助李盡量壓低日本的苛刻勒索,并在促成“三國干涉”,迫使日本退還遼東半島起了不少作用。杜勒斯本人也繼承了家族傳統,對中國有感情,他1938年去中國,會見了蔣介石,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給予支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中美英蘇敦召開外長會議,杜勒斯隨美國代表團擔任法律顧問。當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極力排斥中國的國際地位,杜勒斯奮起反駁,為中國爭取到了一定的地位。
杜勒斯在美國是一個非常被尊重和對美國政治產生巨大影響的國際外交專家。杜勒斯于1888年2月25日出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年輕時受過良好的教育,先后在普林斯頓大學,喬治.華盛頓愛貓撲.愛生活國巴黎大學上學,1911年后在紐約市當律師,是當時美國少有的國際法權威之一。1953年到1959年他出任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國務卿,因為艾森豪威爾的軍人背景和淡漠政務,所以杜勒斯在美國國際事務中影響力極大,頗有制訂者和執行者的角色。有一種說法,他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力量、最有影響的國務卿之一。杜是冷戰時期的政治歷史人物,他面臨的是與社會主義陣營對抗,他常被認為是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其理論上的第一個系統闡釋者。杜勒斯說:“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成,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的變化”,他告誡人們要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也就是所謂“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幾十年過去,平心靜氣而論,歷史似乎站在了杜勒斯的預言一邊。
杜勒斯的話,象魔咒一樣,為此我們可沒少受罪,從小就應對這個“變顏色”“和平演變”命題。什么是紅的,什么是白的,什么是階級敵人,什么是階級兄弟,什么是腐朽,什么是神奇,什么姓資,什么姓社。最后還是搞亂了,有人干脆來個我們的是好的,別人的是壞的,也有正相反的。為此。連咱們最英明的毛老人家都含糊地說過“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就為這,咱幾十年沒少受教育,我還真有點恨杜勒斯,你多那一句嘴,把我們可折騰苦了。你不教育你們美國孩子解放全人類,寄托上我們中國孩子變顏色,弄得我們日子天天神經嘻嘻的。到現在長大了,知道你是個知書懂理的老頭,不是青面獠牙的狼外婆,可聽這名,還是一肚子豈有此理。前一段,杜勒斯機場開始大改造,聽說上海一家公司承包了主要工程,不知杜老先生會不會在墓地里笑著說,這就是和平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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