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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遭遇企业破产潮?

發帖：qzxzxzx | 2008/3/28 8:37:27 | 第 1 樓

中国遭遇企业破产潮?

     按：珠三角，這個熱鬧、輝煌的“世界工廠”，“滅門之痛”似乎在所難免：上千家鞋廠破產，萬余臺資、港資工廠關門，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正計劃遷離，同時，由此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致使集群鏈條上的20萬家小廠受到影響。河南遂平，一個安靜的中原小縣城。全國最大塑料廠的猝死，讓這個小縣城陷入進退兩難，7000工人不得不重新尋找工作。企業的倒閉猶如公交車，半天不來一輛，然后三輛一塊兒來。山東青島，2007年，上百家韓資企業卷款裸逃，撂下一地的債務白條和成千上萬不知所措的中國工人。在新《勞動合同法》壓垮企業的說法喧囂中，企業破產潮正從南往北襲來：新《勞動合同法》是不是最致命的那把刀？

     全國最大塑料廠的猝死：如果不是在縣政府門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規模，如果不是兩個多月的堅持，倪俊麗們的“靜坐”只是些街坊間的閑事。這些“靜坐者”被遂平縣人看成是種“示威”。這群以中年婦女為主體的“靜坐者”，真的按照工廠倒班的模式，分別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一些工人沖進廠里的辦公室，當地出動了數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門前107國道已經擠滿了上千名工人，幾百輛經過國道的車輛被堵在了路上

     韓資裸逃，中國當地政府不愿公開：對于韓企撤走，政府部門諱莫如深。膠州市政府宣傳部的一位工作人員給上司打電話，“又來了記者”，長嘆了一口氣后他告訴記者，“這個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編輯潘蔥霞　圖片編輯翁倩《南都周刊》記者莫中客、葉偉民、車黎、陳鳴北京、廣州、河南遂平、青島報道（歡迎訂閱南都周刊，郵發代號45-139。南都周刊供騰訊深度專稿，轉載請注明，違者追究法律責任）

     春風蕭瑟，席卷著珠三角那些早已風雨飄搖中的企業。

     根據亞洲鞋業商會去年11月的統計報告，在廣東鞋廠有五六千家，大中型鞋廠已經關閉1000多家，其中，在兩三個月內，惠東的3000多家鞋廠中就有四五百家中小型鞋廠關門。這種景象并沒止步于制鞋業，而是一圈圈地波及到諸如制衣、玩具加工、電子加工等整個勞動密集型行業。媒體驚呼珠三角掀起“多米諾倒閉鏈”。

     同樣來自該協會的報告稱，50%的企業開始計劃遷往內地。然而內地也并非樂土一片。河南省遂平縣被譽為“中國最大塑料袋生產商”的華強塑膠有限公司宣布停產轉讓，2萬工人一夜之間被隔在了廠門外。

     無獨有偶，集諸多寵愛于一身的外資企業也卷進這一潮流中。1月12日，一度被當地政府視為明星企業的韓資企業世剛纖維有限公司30多名韓國籍高管人間蒸發了。而被譽為韓企天堂的青島，也遭遇了韓企卷款裸逃的沖擊。

     到底有多少企業關門，中國官方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統計數據。但是，有“曹破產”之稱的北京思源兼并與破產咨詢事務所創辦人曹思源的“破產數據庫”統計發現，截至2007年年底，中國企業破產立案數首次止跌回升，2007年破產企業比上年增加了12%，達到3207件。

     同時，“破產數據庫”所描繪的曲線展示，中國破產立案數自1991年起，連續6年以每年超過此前歷年總和的速度上升；1997年到1999年有三年搖擺；2001年達到歷史最高點的8939件；而后從2002年開始，連續5年下跌，2006年跌至2857件；2007年則是六年來破產案件首次上升之年。

     但是“3207”這個數據在曹思源看來，并不準確。中國企業的破產率只在0.1%左右徘徊，遠沒有達到正常的1%。也就是說，中國企業去年的正常破產立案數應該在32000件左右。

     最后的稻草

     從春節開工至今，在東莞厚街一家小鞋廠工作的張小梅，被老板安排的任務就是，站在灰塵籠罩的大街上，舉著“招工牌”，等哪種好瘦身霜薰衣草精油品牌減肥控油保濕哪個好潤膚哪種美白好待熟練工的出現。沒有工人，工廠少承接了80%的定單。在她老板看來，即使把工人的工資提到1500元，還是很難招到滿意的工人。

     鞋廠遭遇到的“民工荒”，被亞洲鞋業商會負責人李鵬寫進了提交給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中。他或重或輕地羅列了十幾個因素：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勞工成本上漲、“民工荒”、“電荒”等擠壓著企業利潤空間。政策層面上，出口退稅、加工貿易、環保監控也在不斷調整，包括制鞋企業在內的外貿出口企業一直負重前行。

     東莞港資鞋廠老板梁嘉耀的一席話或許能說明企業的窘境：“人民幣持續升值，原材料漲價，工資成本上升，招工難，出口貿易受抑，政策頻繁調整，早前又頒布實施了《勞動合同法》和兩稅合一新政，就像在我們的頭上懸起了一把把刀！”

     而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被媒體戲稱為“五大炮手”之一的張茵炮口直指新《勞動合同法》。“這種狀況已經導致國內就業率下降，特別是對低文化層次、技術含量不高的人群沖擊更大。”她建議取消“簽訂無限期合同”一項。在她看來，“簽訂無限期合同”是一種吃大鍋飯式的歷史倒退。

     北京思源兼并與破產咨詢事務所創始人曹思源認為，新《勞動合同法》出臺后，確實出現很多反彈的現象。尤其是其中的“永久性勞動合同”引起雇主的恐慌，這樣會被誤解成將政府的社會保障責任轉嫁給企業，沒有哪家企業有這么大的能耐。

     新《勞動合同法》給企業帶來多少成本增加，說法不一：廣東省勞動保障部門調查認為，守法企業絲毫沒有影響，不守法企業所增加的成本不超過企業總成本的2%。根據南海金履鞋業負責人劉坤的測算，新《勞動合同法》以及兩稅合一，給企業帶來的成本增加超過20%。

     “兩稅合一”也被很多企業主“詬病”。有評論認為，韓企出逃很大原因在此，外資企業不再具有血統優勢，而是和中國企業平等競爭，使得一部分競爭力不強的外資企業不負責任地集體外逃。

     除了政策性因素外，產業自身因素也使得各企業從產生那天開始就注定了今天的命運。目前珠三角超過70%的產業仍靠“低成本、低利潤”的加工貿易模式，始終居于價格鏈底端，利潤僅在5%-10%之間。這種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沒有核心競爭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喪失，就直接面對生死抉擇。

     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自然淘汰？

     外貿界有這么一個說法，如果整條產業鏈的利潤有100%，那么以加工貿易方式中國拿到的就只有10%，而前期的研發和后期的渠道可以拿走90%的利潤。

     2005年，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向歐盟的官員算了一筆賬：中國出口8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空中客車飛機。其中透露出來的是對中國制造業低成本、低利潤、缺乏自主品牌與技術含量的現狀的無奈。

     而目前的政策走向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這些低成本低收益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自然淘汰或加速產業升級。

     商務部外貿司剛剛完成的專題調研顯示，廣東出現的企業倒閉潮“無傷大局”。目前涉及的行業主要是制鞋、紡織服裝、玩具以及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出口的重頭機電類、IT類并未受到波及。而韓企裸逃，其中大多數屬于高資源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企業。

     廣東的加工貿易出口一直占據全國該項出口總額的約4成，去年逾3000億美元的出口額中，加工貿易貢獻接近70%！但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兩會期間的發言認為，廣東省很多產業處于國際產業鏈低端，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極其有限而昂貴的土地，騰給更多的高新技術企業。

     但產業升級是一個自發的市場過程，通過政策調整起到推動作用的背后隱含著政府調控的影子。曹思源認為，產業升級這是一個緩行漸進的過程，不會也不能過于集中，目前的現象恰恰是違背經濟規律的。

     出路還是困境？企業在觀望，政府也在觀望。

     《朝鮮日報》2月引述經濟評論家朱健國評論珠三角企業倒閉的現象說：“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時期是有人亡，現在是企業正在亡。一個企業死亡，就會有數百至數千名職工失業。情況要比想象中更嚴重。” (本文來源：南都周刊作者：莫中客、葉偉民、車黎、陳鳴)

第 2 樓 | 發帖：admin | 時間：2008/3/28 8:43:26

新《劳动合同法》让劳资双方纠葛增加

新《劳动合同法》让劳资双方纠葛增加。2007年底，惠州一工厂里近千名员工由于不满公司新规定实行“罢工”。记者田飞摄

 资料来源：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

 踌躇再三，再踌躇再三。

 在一堆凌乱的账单前，王启华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工厂最近三个月财务状况严重入不敷出。

 3月14日，全厂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两张大圆桌的食堂里，王在他们面前直言工厂随时停产的可能性。

 36岁的广东江门鞋商王启华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宏发鞋厂”保住并代代相传，但这个朴素的心愿看来是无法延续了。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抽烟、摸头发。

 一向率直的王启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吞吞吐吐，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的员工们，自己现在除了勉强凑足当月的水电费和设备维护费外，已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和厂房租金。

 结果多少让人沮丧，但王启华别无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该以何种方式告别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几首歌，总之要尽量忘记这个倒霉的春天。

 当然，这个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属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主正遭受着一轮来势凶猛的产业震荡。千家鞋企倒闭、15%玩具厂关门、万余家外资撤离、恶性裁员……珠三角这个声名显赫的“世界工厂”，在2008年春天，来了一次产业自身积弊和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总爆发。

 随之而来的，还有众多淘金者梦碎的声音。

 这个黯淡的春天

 走过凌乱的缝纫机车间，空荡荡的仓库以及弥满着机油、皮革气味的主生产区，如果不与无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王启华不用半分钟就可以穿越这个只有1000平方米的私营小厂，进入办公室。

 一张来自香港破产管理处的公函平铺在王启华凌乱的办公桌上，上面整齐规范的繁体字告诉他，他要找的经销商已经破产。这意味着，对方欠王启华的28万元货款已彻底失去追回的可能。

 心有不甘的王启华还是给对方打了个电话。那个香港商人一听是债主，马上语锋一转，大骂王是个不懂规矩的穷鬼。

 王启华在苦笑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谓工作，不过是巡查一下那几台安静的机器，或者到处联络经销商招揽订单。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工厂每个月只生产了500多对鞋，还不到正常产量的两成。连续多月高达万元的赤字让这个小厂不堪重负，徘徊在倒闭的边缘。

 “真是场灾难。”58岁的前江门纸品商张永安神情复杂地站在他那座5层高的厂房前——如果它现在还能叫做厂房的话。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他把这里分租给一个餐厅、一个网吧和一个旅馆，已没有人记得那里曾是他苦心经营30年的商业王国了。2008年1月，张永安因流动资金严重衰竭而关闭了原来400人的纸品厂。“用这种方式退休让我感到羞耻。”

 而在这个倔强的男人身后，是一片新兴的工业区，已停转的吊机和冷清巨大的厂房不难让人想象往日的繁忙。

 灾难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显现。去年佛山玩具商张树鸿自杀事件，给了珠三角玩具业带来压力和恐慌，随后各种出口等限制政策接踵而来。

 “广东地区五六千家鞋厂中，已经有一千多家倒闭。”去年11月，亚洲鞋业协会一项调研数据将珠三角制造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此项数据还称，有超过75%企业正考虑前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中国内地。

 像碰倒了多米诺骨牌，由鞋业发轫的“倒闭潮”弥漫了珠三角玩具、纺织服装、家具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引发整个产业“倒闭链条”——从原料供应商、生产商、服务商、物流，到那些为外地来的人开的菜馆、街边士多的关门。

 “新劳动法、纳税负担、环保法规和人民币升值等都在挤占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间。”全球知名财经类媒体《华尔街日报》分析这次珠三角产业震荡时，引用了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话——今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端。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王启华说。

 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但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爆发，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总爆发。

 一个私企成长范本

 16岁那年，初中毕业的王启华离开了老家广东电白县，到东莞一家台资鞋企打工。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依靠大量引入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珠三角一跃成为南中国最大的经济体，也逐渐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进厂不到一年，王启华就跟一位性格投缘的老师傅学会了一手拉线的绝活。这得到了老板和一个年轻女工的青睐，前者把他提拔为车间班长，后者则在1991年嫁给了他。

 1995年，已升至厂长助理的王启华自觉有足够的信心和经验独立门户。那年夏天，他和妻子来到江门农村，租了一个旧祠堂，请了两个小工，办起了第一个小工厂。

 没有企业管理，没有企业文化，也没有营销推广，和广州大多数早期本土企业主一样，一心想着勤劳致富的王启华包揽了从厂长到送货员的所有职务，进行家庭作坊式的运作。

 “那时候做一双鞋能赚30多元，上家还排着队请你做。”供不应求的鞋业市场让王启华积累了第一桶金，小厂也很快从祠堂搬到了正规厂房。

 在王启华的小工厂稳步发展的时候，世界制鞋业此时也已经初步完成了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中国鞋”逐渐步入黄金时期。一双双物美价廉的皮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工厂运出，然后摆上世界各地的货架，相当程度上承载了“made in china”的国际形象。

 而这段黄金时期也最终促成中国成为日后世界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现在，世界上每10双鞋里，将近有7双产自中国。

 1999年盛夏，一次自费参加的行业协会考察活动，王启华在东莞一个大型厂房面前陷入沉思：这里有终日轰鸣的机器，有条不紊的流水线和衣着统一的工人，仿佛整个工厂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大机器。相比之下，他的小工厂简直处于原始社会。

 他要扩大工厂规模，他七拼八凑地借来50万，买下一整套二手台湾鞋机，使工厂基本实现了生产自动化。

 2001年前后，当王启华开始分不清工人们的名字时，他知道<a >左旋肉碱有用吗</a>瘦腰<a >最好的玫瑰精油</a>瘦腿<a >如何去痘印痘疤</a>隔离霜<a >美白什么牌子的好</a>自己的工厂正在加速膨胀，他需要人来帮他管理。几乎不用思考，他就选择了家族经营的方式。“自己人信得过”。

 厂长是妹夫，财务是小舅，姐夫也拉来管采购……这个平均学历只有初中的大家庭开始主持工厂的运转。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工厂长期处于人浮于事、奖罚不明、效率低下的状态。

 纵然如此，王启华的工厂还是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人数过百，年产鞋量逼近20万双，固定资产将近两百万元。

 但新工人数量的膨胀和摊子的变大，还是分散了王启华精力。他曾经非常重视的上岗培训最终也变成了走过场般的程序。一些新手只学习了半天，就被推上了流水线。这终于酿成大祸：一个对操作规程还一知半解的四川姑娘的右手截断在注塑机里。这一次，王启华赔偿了3万多元。

 亲戚们各自为政，拉帮结派很快就让王启华的工厂变成了是非场。一次偶然查账，王启华发现，这些“自己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揩工厂的油。

 这其实也是早期中国私营企业的真实写照，管理保守、高度人治。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左右，和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有相当大的关系。

 内忧外患

 虽然只是一个行政村，但亚洲最大的鞋企聚集地——东莞厚街白濠也拥有6车道的宽阔水泥路和窗明几净的高尚住宅，这是这个城市高度工业化的象征。但如今，这些东西都冷清得像一堆摆设。

 3月7日，19岁的鞋厂招工代表陈二妹已经在一个榕树下的招工点坐了一个下午。她几乎翻烂了手中的《知音》——在刚过去的6个小时里，一共才只有2个人向她咨询过，其中一个还是问路的。

 “厂里快没人开机器了。”陈二妹说，如果明天还招不到人，就到隔壁村试试。

 上世纪最后20年珠三角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人口迁徙——南下打工潮。但2004年，随着投资持续过热，农民工待遇过低及维权意识觉醒等，用工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悄然改变，导致以珠三角为重灾区的全国性“民工荒”爆发。当年，珠三角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

 王启华的工厂也在那年因缺工而产能缩水，为按时完成订单，他只好出高价到附近农村请些妇女来当兼职工人，但最终仍因迟交货而支付了10万元的违约金。

 此后，他的工厂人数持续下滑，有些人跳槽到大厂了，有些过完年就不来了。2008年春节过后，他的工厂人数滑至近年来最低的26人，这个尴尬的局面让他小单不想接，大单又接不了，一小撮人终日无所事事地守着空荡荡的厂房。

 “民工荒”成为制约珠三角制造业持续增长的瓶颈。“现在用2000多元月薪招一个熟手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厚街逸豪玩具厂人资部经理邓志强说。

 困扰王启华的还有日益上涨的原材料价格。

 从2007年到现在，一年间，制鞋行业原材料涨幅达30%，这使鞋厂利润值骤降至5%，这意味着，做一双较平常的40元皮鞋，厂家只赚2元钱，几乎触及利润底线。此外，油荒、电荒，人民币升值，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银行银根缩紧等措施陆续出台。王启华感到眼前是一个接一个的紧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润榨了又榨。

 “首当其冲的是一些经营不善，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它们会因经不起冲击而率先倒闭。”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说，而有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的大厂，处于产业链的较高端，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一部击溃他的法律

 3月12日，江门台山一间咖啡厅。

 王启华和他的律师朋友对着一本红色小册子神色凝重。他甚至拿出了计算机，但此时再精明也无法帮他摆脱对眼前小册子的恐惧。

 这就是从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它在劳动者薪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对用工单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几乎成了这段时间用来形容新《劳动合同法》最常用的谚语。

 为此，就连华为、沃尔玛这样的知名公司，也不得不出非常规手段，发生有规避嫌疑的裁员事件。而在东莞智力人才大市场咨询员赵伟伦看来，一些企业属于假倒闭而规避新法。

 现在的王启华，已经被连月的财政赤字耗尽积蓄，连同此前买机器借下的钱，他已成了负资产。如果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将让他增加近一成的成本，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是这个利润只有5%左右的小企业无法自行消化的。

 “这将是灭顶之灾。”王启华预见了他和他的工厂的未来。

 然而，众多像王启华这些小企业主的呼声，并没有动摇执法者们的决心。劳动部在今年1月称新法未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也认为，该法对守法企业一点都没影响。

 出路在哪？

 王启华一直难以忘记去年与朋友到广州观看的一场名贵品展览。

 那天，在意大利名牌服饰专柜前，王启华惊叹于那些在射灯下熠熠生辉的女装皮鞋，仿佛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当厂家代表得知他也是一名鞋商时，如遇知音般向他介绍这些鞋的设计理念和灵感。王启华尴尬地发现他一点也听不懂。一直以来，他只以为鞋只是一个底加一个面的行走工具而已。

 王启华只好在一脸不懂装懂的微笑中附庸风雅了一个下午。临走前，他才发现，就这么一双鞋的价格，等于他厂里上百对鞋的价格总和。

 王启华的费解也代表了中国制鞋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产业升级和自主品牌才是出路。”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更愿意把当前的企业“倒闭潮”看作是一次企业的优胜劣汰，“不能永远靠低附加值的贴牌或加工等方式生存。”

 2007年11月，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于东莞举办的“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谈到，未来东莞要成为打造中国的世界名牌鞋的基地。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世界鞋业的话语权。

 一同来参加论坛的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也表示，不仅是鞋业，对于珠三角众多的加工型企业而言，只有技术研发才是出路。

 王启华也在继续他的挣扎求存。为了开源节流，他主动向房东提出把厂房租赁面积减半，同时准备处理一些闲置机器。几个胆子大点的工人试探性地问王启华：“您是否准备炒掉我们了？”王启华稍作沉默，然后颇有江湖意气般地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轻捶了一拳：“不，只要你们想留下。”

 但谁都明白，这只是这个末路企业主最后仅存的一点自我安慰罢了。

 (应采访者要求，王启华、张永安为化名)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作者：莫中客、叶伟民、车黎、陈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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