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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真相時代：情感與觀點太多，事實和真相已經不重要了 |
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真相有時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觀點。我們見過太多網絡事件的反轉：安徽女子為救女童被狗咬成重傷；江蘇教師監考中猝死，學生平靜做題；安徽女大學生稱扶老人被訛……
上海姑娘刺痛著割裂的社會，羅爾讓我們體驗到疾病的恐怖又讓我們感到人性的狡詐，被稱冷血或自稱被訛學生直指社會冷漠道德滑坡……
我們該怎么處理情感與事實
2016年我們已經看慣新聞反轉，但羅爾事件從最初接力轉發刷爆朋友圈，到被質疑炒作和詐捐，再到被指重男輕女，最后其女羅一笑因病去世，羅爾捐獻女兒遺體，輿論幾經反轉。事實上，羅爾事件中最不缺的就是情緒，但我們對于很多細節都并不知曉，也不辨真假。
這種建立在模糊或扭曲事實基礎上的感情紐帶很容易因為新的事實細節浮出水面而斷裂，乃至轉向，然而，不管是最初的同情還是反轉后的憤怒，情緒都是真實而滿溢的。
《牛津英語詞典》選中的2016年度詞匯post-truth（“后真相”）所指的就是這樣一種情況：“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簡而言之，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真相有時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觀點。
還記得2016年春節期間，那件刷屏的小事嗎：上海女子跟男友回江西老家過年，見到第一頓飯后想分手。
事件一出，幾乎吸引了全民的關注和討論，有人批判，有人支持，有人想講講自己的故事：
咪蒙：什么門當戶對，不就是愛得不夠；
陳嵐：上海姑娘，不是逃飯，是逃命；
和菜頭：上海姑娘,你的問題是沒教養；
魏春亮：上海所姑娘逃離的，是我的父老鄉親們每天賴以生存的日常。
但就在所有人都極力帶入角色去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候，我們被告知這一事件其實是假新聞。事實上如果回顧事件起因，我們也會發現，這一事件所有的源頭只是一則網友講述自己經歷的網帖，除此之外再無其他信源。然而，它又是如此地“真實”：城鄉、貧富割裂的鴻溝，真切地橫貫在寒門子弟面前。
重要的是共鳴
咪蒙在分享其自媒體寫作經驗的《如何寫出閱讀量100W+的微信爆款文章？》一文中總道：
大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大眾不是想看你怎么表達你自己。而是想看你怎么表達我。
我想在你的文章中看到我自己，我在朋友圈轉發這篇，是因為“這就是我”“我就是這么想的”“作者幫我說了我想說的”。
所以，好的文章，要體察到人性的痛點，表達大眾的情感共鳴。（注：原文如此）
深知粉絲心理的咪蒙，就上海姑娘事件寫了《什么門當戶對，不就是愛得不夠》，希望所有女生都嫁給真愛，然而就在這一事件的三個月前她還推送了另一篇文章：《夫妻之間最大的矛盾是什么？階級！》。
一個人也并不是決然不可能寫兩篇觀點明顯對立的文章，然而對于一個價值觀早已確立的成熟寫作者而言，觀點立場出現急劇變化如果不是遭遇重大變故，否則必定是“另有隱情”：
你說話很溫和，你觀點很中立，你性格很寬容。那你不要寫公號文章了。你不適合。你看了《烏合之眾》就會知道，任何時代的領袖，包括意見領袖，都是特別偏激的。偏激的觀點才具有煽動性。你的標題必須簡單粗暴，情緒明確。這樣才容易火！
愛憎特別分明的人更適合寫新媒體文章。（注：原文如此，出處同上）
諳熟自媒體寫作和傳播規律的咪蒙深知觀點偏激才能引發讀者情感共鳴，一篇《致賤人：我憑什么要幫你？！》幫讀者罵了那些不管你方不方便就找你幫忙的人，然而在自己孩子失學后又當了一回賤人，請人幫忙才解決問題。
不必以最壞的惡意去揣測咪蒙，她只是放大了情感，去引發共鳴，但在偏激的路上走得太遠，難免回不了頭被打臉。
不過，對于其讀者（或者說粉絲）而言，在他們看到這些帶有激烈觀念或情感的文章時，內心一定是有共鳴而深信不疑的，不會理會這些觀點或情感實際上是相矛盾的，更不管論證推理的邏輯是否經得住推敲。
后真相時代
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紛繁復雜的信息讓人目不暇接，注意力早已成為各種媒體爭奪的稀缺資源，自媒體也越來越嫻熟地去迎合大眾心理吸引點閱、引導輿論，對事實的核對、對客觀的追求、對理性的崇尚早已成為明日黃花。
我們見過太多網絡事件的反轉：安徽女子為救女童被狗咬成重傷；江蘇教師監考中猝死，學生平靜做題；安徽女大學生稱扶老人被訛……
最初，每一起事件都是在情感訴求中形成輿論共同體，然后，又在新的事實出現后突然轉向。當我們事后置身事外思考時，會突然發現我們當初所置身其中的環境是如此地荒誕，當初越是確信不疑，這種荒誕感就越是強烈。
讓我們爭論不休的上海姑娘根本就不存在，讓我們接力轉發捐贈的羅爾名下還有幾套房，被我們罵冷血的學生當時就采取了措施，安徽女大學生稱被訛則恐怕永遠是羅生門。
與其說我們是在看新聞看文章，不如說我們是在尋求情緒的共鳴，而這些事件和文章都恰好適時引發了共鳴。
我們看到的只是我們愿意看到的，或者說是別人希望我們看到的
《烏合之眾》寫道：給群體提供的無論是什么觀念，只有當它們具有絕對的、毫不妥協的和簡單明了的形式時，才能產生有效的影響。因此它們都會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這種形式，它們才能為群眾所接受。
上海姑娘刺痛著割裂的社會，羅爾讓我們體驗到疾病的恐怖又讓我們感到人性的狡詐，被稱冷血或自稱被訛學生直指社會冷漠道德滑坡。
這些單純而強烈情感的力量~當然比現象背后復雜多維的社會現實更富有傳播的魔力。
傳播中需要的是這些符合情感信念的事實。
情感的需求太強烈，事實都不夠用了。
……
紐約時報：西方進入“后真相政治”時代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8月24日發表題為《后真相政治時代》的文章稱，在西方自由民主制當中，事實占有神圣的位置。每當民主似乎跑偏，當選民被人操縱或者政客躲避問題，我們都訴諸事實。
事實如今無力支撐共識
然而，事實似乎漸漸失去支撐共識的能力。美國“政治真相”網站發現，唐納德特朗普70%“基于事實”的聲明其實屬于“基本不實”“不實”和“胡說八道”。
有關英國脫歐公投，脫歐派聲稱：歐盟成員國身份每周使英國損失3.5億英鎊。但不去說明英國反過來得到的資金與好處。
這種感覺現在非常普遍：我們已經進入后真相政治的時代。
當政治變得越來越充滿對抗并且由電視表演主宰，“事實”就會在公眾辯論中的地位升得過高。我們對真實統計數據和專家證詞寄予厚望，使真相不堪重負，到了崩潰的臨界點。“事實”現在已經不能冷靜地坐在政治爭論的沖突之外，而成為沖突之內的舌戰武器之一。
當事實不再被傳媒和大眾認同成了現實，我們還講什么“事實”？問題在于，專家和參與提供事實的機構激增，而且這些專家和機構很多都待價而沽。如果你真想找到一位愿意為某個事實背書的專家，并且你背后有足夠的金錢和政治影響力，你大概就能找到。
民粹主義運動與社交媒體的結合常常被說成是后真相政治的罪魁禍首。個人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圍繞自己的觀點或偏見決定如何消費媒體，民粹主義領袖也樂于鼓勵他們這樣做。
事實權威衰落已久
但是，如果只聚焦最近事件對事實明顯的濫用，那就忽視了一點：“事實”的權威其實已經衰落了很長時間。報紙或許幫助抵制了民粹主義的煽動宣傳，但它對更大范圍的事實危機沒有任何作用。
主要問題在于，21世紀的“所謂事實”已經供應過剩：太多的來源，太多的方法，可信度各不相同，取決于誰給某項研究出資以及那些奪人眼球的數字到底是怎么得出來的。
文化史學家瑪麗普維說，用事實描繪社會的傾向最先見于中世紀晚期，伴隨著會計學的誕生而出現。普維博士認為，商人記賬的新鮮之處在于，它呈現出一種看來可以獨立存在的真相，無需閱讀者的任何解釋或信任。
在接下來的幾百年，會計學之外又有了統計學、經濟學、測量勘查和其他一系列數字方法。但是，盡管這些方法發展擴大，它們仍然往往是結構緊密、能維持相關標準的小型機構、學術社團和專業協會的專屬領域。
上世紀，一項圍繞事實的產業誕生了。市場研究公司從20年代開始展開市場調查，并在30年代擴展到民意調查。二戰期間和二戰結束以后出現了美國企業研究所這類智庫，把統計數據和經濟學用于政府政策的設計，服務于這種或那種政治計劃。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在所謂的后意識形態時代，自由派政客當中流行一種思想，稱作“基于證據的政策”，這時的經濟學嚴重傾向于為政府計劃辯護。
“事實”這個詞當然不只限于數字。但它的確暗示某種可以公開分配、無需不斷證實或解釋的知識。
“數據社會”趨勢難擋
但是，后真相政治還有一個重要的促成因素，對社會產生的變革作用可能就像500年前的會計學一樣巨大。
我們正處在從“事實社會”向“數據社會”轉變的過程。在此期間，圍繞知識和數字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存在諸多困惑，這加劇了真相本身將被遺棄的感覺。
要理解這種轉變，首先需要了解“智能”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因為兜里的智能手機和智能卡、社交媒體的驚人崛起、電子商務作為商品和服務購買方式的流行以及感應裝置在公共領域的普及，我們的日常活動留下大量數據。
像統計數據和其他傳統事實一樣，這些數據是量性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史無前例的規模（大數據里的“大”）和它們不斷地被默認收集而不是在專家有意設計的情況下被收集。數字產生的速度遠遠高于我們能找到它們具體用途的速度。盡管如此，你也可以通過分析這些數據了解人們如何行為，怎樣思考。[/b]
講“事實”有可能解決視角對立之間的爭論，把問題簡化。但是講“數據”，比如政客們可能對什么樣的經濟政策才正確觀點各異，但他們如果認同“經濟增長了2%”而“失業率為5%”，那他們至少就有一個共同認定的穩定現實可以為之爭論。
數據其實也用于“情緒分析”
相比之下，數據有可能感知公眾情緒的變化。比如，用算法分析推特就可以獲得幾乎實時的最新數據，了解公眾如何看待某位政客。這就是所謂的“情緒分析”。
這有例子，比如總統電視辯論中監測現場觀眾反應的“蠕蟲曲線”，隨著候選人的言論在觀眾中產生的反應上下波動。金融市場體現交易者在一天里不斷波動的情緒。股市不可能像會計那樣提供顯示思科系統公司價值幾何的事實，但其提供了一個窗口，顯示全世界成千上萬人對思科系統公司的態度每分鐘如何變化。
記者和政客不能忽視對集體情緒的不斷審查，正如首席執行官不能忽視公司股價的上下波動。如果英國政府拿出更多的時間設法跟蹤公眾對歐盟的情緒，而不是重復英國經濟可以如何從歐盟成員國身份中獲益這個事實，那么脫歐公投可能是另一番局面，政府也可能更成功。
脫歐派活動者之一多米尼克卡明斯嘲笑他所說的過時的民調技術。他還要求一個民調機構加入有關“熱情”的問題，并且雇用科學家開采最新的大數據集，以衡量選民的情緒并通過廣告和志愿者采取針對性的行動。
生活在數據而非事實的世界里是可能的。想想我們如何利用天氣預報：預報說，周四的溫度將為75華氏度，我們知道這不屬于事實，因為數字將隨時波動。天氣預報的原理與情緒分析相似，通過大量感應裝置收集數據，然后把這變成對不久將來的會持續發展的描述。
但是，這給政治帶來某些令人恐懼的可能性。數字一旦被看做是當前情緒的指示而不是對現實的說明，我們該如何對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的性質達成共識，更不用說解決方案？
這種環境導致陰謀論盛行。我們雖然有各種辦法弄清有多少人相信這些理論，卻沒有什么辦法說服他們放棄這些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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