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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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時代“免費”信息的高昂代價 |
為了省事，過去幾周我們一直都不去深究的某些事情，變得更難忽視了。
想想我們每天不花一分錢就可以使用的所有免費數字服務：電子郵件、社交媒體，旅行應用、YouTube、搜索、維基百科(Wikipedia)。大量供應各種新聞、時事、八卦、趣聞、新知、揭密、吐槽、吹捧等內容。如果要為這些服務付費，你還會使用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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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將獲得許多真假難辨的資訊、罹患信息恐慌癥、注意力被干擾分散、軟文廣告騷擾、個人喜好或上網行為被窺探、時間被浪費…我們在免費消費這些新聞和信息時，人們付出的代價其實是很高的。
當我們長期在網上瀏覽各種信息的過程，化為商家“大數據”被紀錄、被蒐集，變成各路廠商了解我們的管道，將來伺機推銷各種商品和服務，被當做“肉雞出賣”了這么久，你還覺得網上現在唾手可得的大量信息是「免費」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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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平臺依關鍵詞、流覽記錄等做智能演算，為不同人推薦個性化信息，讓我們在推薦的信息范圍不停打轉，用喂給的信息填充你的時間，這是提供便利還是剝奪網民的自由？是增廣見聞還是窄化我們的眼界？
數字服務并非免費，它們從未免費過，硅谷任何聲稱能夠提供免費數字服務的公司之所以那么說，只是因為這話符合它們的利益。
我們醒悟到這一點，并不是提供免費互聯網服務的公司股價暴跌的結果。也不是因為眾多app開發商的虧損業務，融資選擇越來越少。我們之所以醒悟過來，是因為“假新聞”丑聞使我們開始懷疑，我們是否被網上免費消費的新聞和信息給利用了？這些東西的產生，真的符合我們利益？
然而，這一認識帶來的憤怒——要求谷歌(Google)、Facebook等免費服務提供商審查并過濾新聞——是對現實的錯誤判斷。正確的判斷是：過去20年，我們已經讓這樣一種數字經濟正常化，這種經濟通過兩種方式募集資金：一是吸引那些愿意為獲得壟斷控制權而忍受長期燒錢的投資者，二是能夠把道德模糊的情況做成獲利的業務模式。
傳統媒體機構基于對采編責任、平衡與大背景的考慮，不敢隨便引入廣告贊助模式，這恰好讓不受任何行業行為準則約束的社交媒體平臺趁虛而入。為了追求點擊率，編輯、廣告、娛樂以及政治宣傳之間的界線變得完全模糊了。
日益壯大的網絡工業復合體使這種狀況進一步常態化，它們搞出交叉補貼模式——向較富裕客戶群體收取較高費用，以補貼非付費客戶——還美其名曰“生態系統”。
一個生態系統（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是不同有機體相互依存的一種狀態，往往其中一個有機體必須屈從于另一個，才能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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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都并非新鮮事物。上一次一個國家讓一個復雜的相互依存網絡常態化，還是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時代的事情。正如當下的互聯網經濟一樣，蘇聯這一體制基于的理念是，某種技術官僚的、科學的中央規劃過程，可以理直氣壯地為了造福于某些人而懲罰另一些人。
也像當下的互聯網經濟一樣，它讓一種錯誤理念正常化：即科學進步可以培養一種免費資源的聚寶盆，而不會有相關成本，也不會失去自由。
這種謬誤在1985年轟然倒塌。當時一連串經濟危機、消費品短缺及地區不穩定（包括再度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揭示出，中央集權、交叉補貼的蘇聯經濟模式已經破產，不得不進行改革。
隨之到來的是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glasnost)的時代。然而，那時要挽救蘇聯體制已經太晚。其內部失衡過于嚴重。1991年，蘇聯在經濟每況愈下的重壓下解體。
但在蘇聯解體后，又出現了新情況。對于那些已經無可救藥地依賴于蘇聯體制、沒有這個體制就無法養活自己的人，取消補貼引發了強烈抵制。許多人渴望回歸舊體制，無論極權政權的代價有多高。事實證明，有時候政治自由的代價實在太大。
想象一下，如果數字經濟經歷類似的調整，會有什么樣的結局。
文/英國《金融時報》伊莎貝拉卡敏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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