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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亞裔高中生美國高考幾乎拿滿分，被六大名校拒之門外！ |
佛羅里達州18歲的高中生喬恩王（Jon Wang）在被稱為“美國高考”的SAT考試中，考出了1590分的高分（滿分1600分），其中數學部分更是得到滿分，其高中時的平均成績4.65，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必將走進美國精英大學的殿堂。“我申請的學校是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喬恩王滿懷憧憬……但其申請卻遭到這些大學的全部拒絕！
正值中國高考季，這個新聞出現在了近期中國熱門新聞榜上。該怎么看呢？
1、美國各名校對亞裔學生的名額限制是實際存在的。美國著名的教育《平權法案》規定，對高分亞裔學生要限制錄取名額，讓給黑人等其他低分族裔學生。人家的邏輯是：你太優秀，就會造成不公平，所以要把教育資源讓給那些資質平庸的人，這就是所謂平權。這后面還隱藏著一層不為人道的潛規則：規則是博弈的結果，在美國社會不積極為自己爭取權益的族群，不配享受應得的資源。《平權法案》的通過，本身就有不少亞裔支持（他們可能也反對中國高考這種政策）。族群的撕裂和內斗，是華裔的突出特點。
2、平權法案這是人家美國的“內政”，有他產生的土壤和邏輯。成績不是絕對的資格，還要看膚色，我覺得對于美國也挺好的。不滿意可以來中國試試高考。
3、其實很多美國大學不是特別看重SAT成績的，與中國高考完全不能比。美國升學不是一考定終生的，考滿分也不一定有用。除了SAT成績，六大名校還會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個人特長、社會活動經歷、推薦信等。因此，即使一個學生的高考成績很高，也不能保證一定能被這些名校錄取。用中國人最能理解的話，就是大學招生有很大運作空間。你家里如果很富有，給大學捐款進名校也是正常合法的路徑。
4、更值得一提是，越來越多的學校積極提高猶太裔學生的人數，使其能達到常青藤名校的比例。這些事實反映出，“平權政策”在今天并沒有影響到猶太裔學生在名校的錄取。
那么，
問題是猶太裔是如何打破名校在錄取過程中對他們的歧視？
為什么過去對猶太裔的歧視今天發生在亞裔身上？
我們能從猶太裔身上學到什么可以幫助我們沖破所面臨的困境？
在尋找這些問題答案的過程中我們或許可以從名校自身的特質得到啟發，即：我們需要了解名校之所以成為名校的原因是什么。
一所大學成為名校可以有很多的原因，但在名校中有兩項特質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一項是名校都有著雄厚的資金。其保證了名校可以招徠最優秀的學者來校任教，保證了名校在教學和學術研究領域中領先的地位，同時也保證了名校有條件招收最優秀的學生，即使他們無法繳納昂貴的學費。
另一項就是名校的畢業生中不斷地涌現出在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領域中出類拔萃的杰出人士。
這些人士在社會中給名校帶來了極大的聲譽，使人們意識到名校在培養人才方面超群的實力。這使得名校成為社會中最優秀的人才和學生所向往的圣地。因此，有了上述這兩項特質，名校就可以“可持續性地”享受著名校的地位。
既然名校需要有雄厚的資金，那么這些資金的來源自然是名校極為重視和關注的。
以哈佛為例，據2012年發表在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網站上的一篇文章顯示：
然而在同一時期，哈佛自己的捐贈資金（Endowment Funds）每一年的投資回報卻是學費收入的5-10倍，有時甚至高達20倍。相比之下，學費的收入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毫不夸張地說，如果哈佛決定減免當年所有新生的學費，或是增加新生學費的一倍所導致資金上的變化，完全不影響整個學校的運作。
既然捐贈基金在名校中具有如此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再進一步看一下捐贈基金的資金來源。
其中，白人捐款比例為63%，猶太裔為29%，而亞裔的比例則為6.8%。
另外，捐款的總人次為79人次，其中白人占54%，猶太裔占33%，在美的亞裔則只占近1.3%。
由此可見，無論是捐款額還是捐款人數，亞裔對事關美國名校生存的捐贈基金的貢獻可以是忽略不記的，這和亞裔學生占學生總數20%的比例是不相稱的。
由于絕大多數的捐款都是校友對母校的捐贈，如果按現狀發展下去，任何由于增加亞裔學生而導致白人和猶太裔學生比例的下降，都只能造成未來名校捐贈基金來源的萎縮，以至其名校的地位將因此而動搖。
再來看杰出校友為名校所帶來的巨大聲譽方面的貢獻。
我們常說，亞裔在學術領域貢獻是比較突出的。如果查看一下美國科學院數理化三個學科的院士情況，亞裔院士所占的比例僅占5%。從諾貝爾獎的角度來看，諾獎獲獎者共有889人。其中，在美華裔只有7人獲獎，占總人數的0.79%；而猶太裔共有114人獲獎（其中包括愛因斯坦），是華人的16倍之多。
除了愛因斯坦，相比于學者，社會上的杰出人士對母校聲譽的貢獻則是更加深遠和廣泛的。
比如，哈佛和耶魯都貢獻出不少總統和副總統，參議員，眾議員，其他重要的政界人士更是不計其數。其中，著名的猶太裔政治家就有哈佛畢業的原紐約市市長Michael Bloomberg，耶魯畢業的曾竟選副總統的參議員Joe Lieberman，哈佛畢業的著名的民主黨參議員Chuck Schumer, 等等。
其他著名人士包括哈佛畢業的著名演員Natalie Portman, Matt Damon, 耶魯畢業的Meryl Streep, James Franco,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Jake Gyllenhaal。還有來自哈佛的微軟的Bill Gates，Facebook的Zuckerberg, 以及高盛證券總裁Lloyd Blankfein，及一大批活躍在華爾街的猶太裔投資家們。
總之，白人及猶太裔的校友在捐款回饋母校的同時，也為母校帶來了巨大的宣傳效果和聲譽。
而亞裔，尤其是華裔在美國則缺少影響廣泛的杰出人士。駱家輝，趙小蘭，以及擔任過能源部長的諾獎得主朱棣文雖都曾位居高位，但他們的社會影響力還無法和上述人士相比。
真正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華裔是曾在NBA打球的姚明，但現已回國。接下來有廣泛知名度的就是曾掀起“林旋風”的林書豪。林書豪讓全世界都知道哈佛也可以培養出優秀的NBA球員，而這才是哈佛真正想要的人才，真正渴望的校友。
即使如此，總體來看華裔校友對各名校在聲譽上的貢獻和白人及猶太裔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
既然名校的捐贈基金和社會聲譽對維持其名校地位是如此的重要，那么用我們現在常用的語言來描述，這兩項就是各名校的“核心利益”。
按照我們上面的分析，任何要壓縮白人和猶太裔學生在校比例的后果，就是造成未來捐贈基金來源的萎縮及校友在社會上聲譽的下降，這都是對其“核心利益”的侵犯。
我們今天看到的數據及分析的結果，相信各名校的管理層早就了然于胸，他們應該早就有更詳細和更全面的分析結果。
也因此，維護他們自身的“核心利益”，維持白人和猶太裔學生的比例事關學校作為名校的生存大計，從某種角度來講是一場生死之戰，所以校方是不可能后退半步的。
回顧歷史，名校在錄取過程中以課外活動、領導力、創造力等主觀因素來考查學生，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控制猶太裔學生入學比例的權宜之計。當猶太裔不斷地涌現出社會中的杰出人士后，這種限制或歧視就顯得不必要了。
而今天，這些主觀因素則被用來控制亞裔學生的比例，因為校方可以用來冠冕堂皇地為自己進行辯護。
所以，當華裔學生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最多的課外活動時，其結果只是和其他亞裔學生競爭，因為白人和猶太裔的地盤目前還沒有實力去觸動。
當亞裔團體指控哈佛歧視亞裔學生，控制亞裔名額，我們強調的是教育上的公平性，強調的是亞裔必須比白人在SAT上要高出140分的不合理性，強調的是亞裔的人權應該受到保護，我們想到是要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但是與此同時，校方也要盡其所能地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因為在亞裔學生身上名校的錄取和產出實在是不成比例。所以亞裔團體的這次抗爭注定是很艱難的。
我們從猶太裔身上學到的經驗就是，亞裔必須要有很多杰出的人士出現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歧視的問題。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注定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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