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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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為何衰落？ |
香港的未來真是一片渺茫。要說香港為什么會衰落，就要先說香港當初為什么會崛起。
總結成功經驗這種事情，向來是一百個人有一百零一個解釋。不過我認為真正靠譜的就一個原因：香港是內地和西方經貿交流的中轉站。這個條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達到最優，使得香港一躍成為國際級的大都市，只不過這樣的好機會，之前之后都很難再找了。
首先，讓時光倒推回1840年。從英國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鮮戰爭爆發，中間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這段時間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錯的經濟發展，但遠沒有日后那么搶眼。這是因為，當時的香港并沒有在中國經濟版圖中占據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當年的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人員、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進入中國內地，那么自然沒有必要繞行英國控制的香港，多費一重周折。香港在當時的地位更側重于軍港，而非商貿中心。
朝鮮戰爭爆發以后，年輕的新中國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系幾乎完全被切斷。不過，中國并沒有因此而感到特別不便，因為中國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人可以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和技術。既然中國并不十分期待來自西方的經濟資源，那么作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醬油的份了。
轉機起于中蘇分裂。隨著中蘇關系的破裂，中國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的渠道越來越狹小。而中國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則一直有增無減。這種情況下，中國自然而然的轉向西方，尋求資源的替代來源。這種轉向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從西方引進全套工業生產設備，滿足經濟建設需求。這是自156個蘇聯援助項目之后，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國外的工業技術和設備。以四三方案為代表，中國和西方經濟體系開始重建聯系。這種聯系由小到大，最終演變成全國性的對外開放。
順便說一句，當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負責人，就是后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老人家。
然而，盡管中國大陸已經定下了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開放面臨重重問題。中國的辦事規則和西方的貿易規則互不熟悉，缺少熟悉兩邊狀況的中間人，還有中國在政策上、法律上對直接來自西方的人員、物資、資金也有種種限制。種種麻煩導致中國對西方經濟資源的需求始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系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香港人也熟悉西方，畢竟是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這個有利條件讓香港迅速獲得了中國內地同西方間經貿往來的中轉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時也還充當了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聯系橋梁。從八十年代兩岸關系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與臺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港轉道。
數量巨大的轉口貿易讓香港一舉成為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隨之建立起來的還有金融中心，這一點同樣得益與中國市場：來自西方世界的資金要流入中國大陸，同樣需要一個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臺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質上講就是它們背后缺乏一個足夠吸納大量資金的市場。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較長短的對手是東京，其背后自然是整個日本市場。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歸以后，這種有利地位卻開始日漸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將此歸結為特區政府無能。這個理由不成立。我們后面還會提到，特區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無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以及臺灣地區的聯系日漸緊密，直接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容易，那么為什么還要走香港繞道呢？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從根本上講，來源于東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是一個暫時現象而非永久問題，所以自然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所以經常被這一代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對于更早的歷史，人總是健忘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香港只能在轉口貿易中心這一棵樹上吊死。只要尋找到新的金剛鉆，當然不擔心沒有新的瓷器活兒。用公司的轉型來打比方：同樣是做攝影膠卷的公司，面臨數碼照相技術的絞殺，富士公司和柯達公司就是一好一壞兩個轉型。富士依托化學制劑方面的基礎，轉型做化妝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業內的一個巨頭了。而柯達選擇向印刷出版業轉向，偏偏這也是個被電子信息產業擠兌的夕陽產業，于是柯達轉型走的舉步為艱，最終在世界經濟危機中被一網打盡。香港的問題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達？
轉型成功的關鍵，是要尋找可以做大的朝陽產業，而且要是本地有條件發展的產業。那么香港的朝陽產業該是怎樣的產業？
首先說，所有低端產業都沒戲。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李嘉誠發家了，卻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
李老板是當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各國產業升級路上的第一臺階。但是發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產，操縱香港的土地價格一路飛升。居高不下的地價對工農業發展是致命的，沒有幾個企業的利潤率能夠應付如此高漲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數小而精的高科技工業，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都早早關門大吉了。當然，工農業萎縮的另一個原因是自然的產業升級規律：香港有錢了，平均工資高了，需要維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產業就自然完蛋了。簡而言之，產業升級是單行線，沒有回頭路可走。這兩個原因限定了香港未來的出路，只能在第三產業里找，并且只能是對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業。
第二個因素是，必須是不易搬家的行業。今天的大陸顯而易見是個比香港更遼闊更活躍的市場，如果一個產業能夠輕易搬家，那么直接舉家遷往大陸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當年紅極一時的影視娛樂業。今天的大明星們名義上是香港人，實際上一年大半時間在大陸拍戲、走穴。香港發展成什么樣與他們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產”電影如今早就沒了九十年代在大陸市場一統江湖的氣勢，就是因為人脈資金都早已流向大陸，樂不思蜀了。
第三個因素是，目標產業必須能夠吸納相當可觀的勞動力數量。畢竟，香港是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城市。一項只能讓少數人暴富的產業是當不了支柱產業的。少數超級富翁和大批貧民構成的社會連穩定都談不上，何談發展？沒錯，委員說的還是房地產業。李大富翁在房地產業里賺得盆滿缽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還是鳥籠，連內地許多大城市的居住條件都趕不上。這樣的產業繼續畸形繁榮，對香港實在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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