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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心時代制度企業家提出的人類行為規范 |
軸心時代制度企業家提出的人類行為規范
在人類進入文明歷史的幾千年里，有兩個時代是制度企業家集中出現的時代。第一個時代我們叫它“軸心時代”，是從公元前550年左右開始，一直到耶穌。當時從東方到西方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也就是我現在講的偉大的制度企業家。今天人類文化的種子大部分仍然是由這些人播種下的。第二個應該是從十四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開始，一直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我們知道文藝復興是以意大利為中心開始，啟蒙運動是以法國為中心。現在這個說法有點改變，啟蒙運動是在整個歐洲，包括在美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這個期間也出現了很多偉大的人物。人類主要的游戲規則，就是這兩個時代所出現的制度企業家制定的。我是搞經濟學的，所以特別談到亞當斯密，他是啟蒙運動當中的一位杰出的制度企業家。
“軸心時代”的偉大制度企業家從東到西，從愛琴海沿岸的古希臘到中國的黃河流域都有涌現。中國有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莊子，墨家的墨子，等等。印度有創立耆那教的大雄，有創立佛教的釋迦牟尼。在西南亞有創立猶太教的猶太圣賢，有創立基督教的耶穌（耶穌被認為是軸心時代最后一位制度企業家）。還有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等。我們看這確實是群星燦爛的時代，他們設立的這些規則奠定了人類文明的基礎。像柏拉圖，有人說之后兩千年人類的思想不過是對他的一個注釋。
為什么有這樣一個時代，出現了這么一批偉大的制度企業家？簡單的說，這是一個需要杰出制度企業家的時代，是一個需要為人類文明制定新的游戲規則的時代，有這樣的市場需要。
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前五百年，無論是西方（主要是西南亞）還是東方（主要是中國和印度），人類處正從低端社會轉向高端社會的一個過渡期。所謂低端社會簡單地講就是政教合一，統治者是上帝式的國王，利用“巫術”一樣的方式進行統治，國家沒有專業化的官僚隊伍，沒有專業化的軍隊，不需要征稅。到了高端社會，統治者就變成了首席執行官，也就是我們現代講的CEO，和宗教分離了，出現了專業化的官僚和專業化的軍隊，需要用專門的稅收養活。在從低端向高端轉變過程當中，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發生了連綿不斷的征服戰爭。統治者互相廝殺，社會秩序打亂，全世界到處都是“禮崩樂壞”。如果不能有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那么人類的苦難將會更加深重。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我們看到，出現了這么多偉大的制度企業家。這些偉大的制度企業家是在想怎么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他們是要為人類立“道”。當然他們之間有分歧，不同的學派主張的“道”是不一樣的。中國百家爭鳴，百家就是不同的道，道家有道家的道、儒家有儒家的道，法家有法家的道，墨家有墨家的道，還有其它的好多門派的道。這些不同的道服務的是同樣一個目的，但是有些成功了，有些卻失敗了，比如儒家的孔子成功了，而墨家失敗了。道家雖然沒有失敗，但也不像儒家那么成功。
過去我們老說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其實從道的角度看，這些東、西方偉大的制度企業家提出的好多規則非常相似。我總結了五點共同之處，而且我認為這是人類合作的最重要的規則：第一，“以人為本”；第二，“推己及人”；第三，“互助相愛”；第四，“誠實守信”；第五，“獎善懲惡”。
第一條，“以人為本”。軸心時代的制度企業家絕大部分都認為，人類是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動物，人類是萬物之主，所有秩序規則的目的都是為了人的幸福。亞里士多德為所有生靈設立了等級，認為人類的靈魂比動物和植物都要優越。孔子的學術完全以人為中心，“仁者，人也”。荀子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為天下貴也。墨家更是以人為本，主張兼愛，人人生而平等。耶穌認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創造了人，所以對人情有獨鐘，賦予人理性，在基督教里人是平等的，上帝的愛包容全人類而非個別的團體。佛教講，愛適用于一切生靈，不僅僅是人。但出于輪回轉世的需要，它也把人列為最高等的生物。所以你活著時候的表現決定你來世會轉成什么。
基督教被認為是唯一理性的宗教，與以后科學的發展有關，但是這一點是有爭議的。我們談到啟蒙運動或者現在都是反對神學，但是我們得承認大量的科學都是從神學發展而來的。過去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為了表示他們與歷史的決裂，過度貶低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現在回過頭來看，包括經濟學的好多道理，在中世紀的經典里面都有。
第二條，“推己及人”。孔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稱為“黃金法則”，這是孔子對人類文明的一個偉大貢獻，但其實幾乎所有的古典思想里都有類似的話。有人比孔子說的還早，像希臘哲學家皮特庫斯也說過類似的話，他生于公元前的640年，死于公元前568年，而當時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還沒有生出來。他講的話翻譯出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希望別人對你做的事，你也不要對別人做。耶穌也說過類似的話。孔子的學生問他，人與人之間應該遵守的最基本的規則是什么，他就講了這句話。這句話有很重要的含義，它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人才能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將心比心，這種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如果你認為人本身是不平等的，那你就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們有時候對這句話理解是狹義的，如果從平等權利的角度講，你為什么不能偷別人的東西？因為你不希望別人偷你的東西。你不愿意別人侵害你的產權和自由，你就不應該侵犯他人的產權和自由。現代社會的好多行為規范也可以說包含在這句話里。
第三條，“互助互愛”。這些偉大的古典制度企業家，都強調人與人之間應該相互關愛和幫助。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孔子定義說仁就是愛人。墨家主張兼愛，認為所有人一視同仁，別人的國、別人的家，要像你自己的國和家一樣對待。老子也告誡我們，“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釋迦牟尼講，愛人會使你更快樂，不僅要愛自己的朋友和普通人，也要愛自己的敵人；不僅愛人類也要愛所有的生靈。耶穌的弟子借耶穌之口說出了與佛陀和墨子類似的話，要愛你的仇人。莊子有一句話叫做“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指魚池的水干了，魚相互之間給吐沫，不如有水的時候相忘于江湖。真正最好的社會是自由的，不需要這樣一種幫助就可以生存，但這并不是說不贊成人類本身的相互幫助，而是認為自由和自立比依賴于人更重要。
人類社會就是兩種邏輯，一種是強盜邏輯。強盜邏輯是讓別人不幸福自己變得幸福。另一種是市場邏輯，怎么通過別人幸福自己變得幸福。任何一個企業家只有讓消費者滿意才能賺錢，這是市場的鐵律。在兩千多年前那個時候，整個世界無論東方、西方，盛興的是強盜邏輯，沒有市場邏輯。用墨子的話講就是“強執弱，眾劫寡，富悔貧，貴傲賤，詐欺愚”。這就是一種強盜邏輯。現在我們認識到，市場邏輯可能是人們實行互助相愛最為有效的方式。在亞當·斯密之前，人們一提到某人做事是為自己的目的就認為是不道德的，一定會損壞別人的。亞當·斯密證明這是不對的，一個人出于自己利益的目的，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必須為他人創造價值。《國富論》變成了具有革命性的一本書。但軸心時代的制度企業家并不理解市場邏輯，所以他們不是把增加生產滿足需要當做目標，而是把節制欲望作為人類追求幸福的主要方式。他們提倡清心寡欲，無欲無求，認為只有利人之心才可以有利人之行，這個世界才可以沒有罪惡，人類才可以幸福。現在不能再這樣看了，一個人有利己之心，但仍然要有利人之行。什么是道德，這個是有分歧的。康德認為所有的道德只能以動機來判斷，不能以行為來判斷。在佛教里面，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好像也不太一樣，大乘佛教動機就是一切，小城佛教不太一樣，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當然，孔子并不反對市場，孔子的一個得意弟子子貢就是從商最成功的，而且沒有他的話，孔子的思想也不會這么流傳開來。孔子和子貢的很多對話都是用市場的語言，所以孔子并不反對市場，但是他仍然沒有認識到市場的力量。在那個時代唯一認識到市場力量的可能是我們中國的司馬遷，司馬遷講的道理，也就是亞當·斯密《國富論》那本書里講的道理，人要追求幸福想吃好穿好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只要我們順其自然，通過市場競爭，財富就會不斷增加。
第四條，“誠實守信”。儒家學說講的是仁義禮智信。周易里講“修辭立其誠”，人要說真話而且要說話算話。老子講“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莊子講“不精不成，不能動人”。佛教里面有五誡，其中之一是“不妄語”，你不能欺騙別人，凡事不如心想而說，就是妄語。現在我們社會妄語很多，當官的說一套做一套，嘴上說的一些東西其實自己心里并不是那么想的，更不想那么做，這些都是破了佛教的誡。摩西十誡的第九誡是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蘇格拉底建議人應該過一種誠實的生活，榮譽要比財富和其他表面的東西重要。他認為，人有責任追求完美，光明磊落，為建設一個公正社會努力工作。我們從東到西看到的誠實守信，一個“信”字是最普遍的。
講到這里，我稍微補充一點。基督教的誠信，跟我們一般所講的不太一樣。每個人都應該對上帝誠信，因為只要每個人對上帝是誠信的，人與人之間一定是誠信的，人與人之間的誠信是通過上帝這個中介來保證的，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對每一個信教的人來說，這樣的誠信要求更有力。對人誠信，我說謊了你可能識別不出來，可是上帝是無所不知的，你說任何謊言上帝都知道。所以，真正篤信基督教的人應該是誠實的。當然基督教也允許你撒謊，但撒謊應該是善意的，比如一個人得了癌癥，你隱瞞他的病情，是為了讓他能減少一些精神上的痛苦，這個時候你說謊是允許的。
第五條，“獎善懲惡”。這是一個激勵機制。前面講的是偉大的制度企業家們提出的一種規范性要求，不是一種實證性的理論。他們當然清楚，人類有自己的利益，甚至很多人是自私的，前面的要求可能是做不到的，所以一定要設定激勵機制。在這個激勵機制上，即使你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也要愛護別人、幫助別人，要誠實守信。儒家的激勵機制很明確，荀子講“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有一個誤解認為儒家主張等級制度，但是儒家的等級制度是以平等為前提的，誰能最后變成高人一等的人，要依賴于他的表現。就像我們現代企業里提拔人一樣，業績好的、能力高的提到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表現不好了還可以把你拿下。儒家主張在平等的基礎上新添一個等級制度，這個等級制度就變成了激勵機制。儒家有一個詞叫“君子”，君子就是做人的標準，只要達到這個標準，人人都可以變成君子，這和先天出身的貴賤沒有關系。墨子講兼愛，但他設定的激勵機制和今天的沒有什么區別，易中天概括為“自食其力，按勞分配，各盡所能，機會均等”。墨子原話是“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佛陀大慈大悲主張寬容，善待惡人，但是他通過靈魂的輪回轉世的道理，設置了更厲害的獎善懲惡機制。他和耶穌很類似，耶穌也主張愛你的仇人，不主張以牙還牙，但是他用天堂和地獄作為最終的懲罰手段。上帝和天國的獎懲比塵世的獎懲更有力。在現實中你騙人了沒人發現，沒被抓出來，就得到了好處，但是在上帝面前干壞事不可能不被發現，因為上帝無處不在，無所不知。上帝和人之間的合約是長期合約，上帝是要跟給你算總賬的，不需要每天給你算小賬。中國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別，我們很多人做事，領導看不見的地方就瞎湊合，領導不在就偷懶耍滑磨洋工，必須要有人盯著干活。原因是，我們只求助于人間的懲罰，不相信來世上帝的懲罰。西方在這點就好一些。我看到一個故事，西方教堂頂上的那些壁畫，有一些人是看不到的，因為一畫完就被遮蓋住了。但是如果你打開來看，這些地方的畫跟能看到的畫一樣精美。因為盡管人看不見，但是上帝總是能看得見的，我是畫給上帝看的，所以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敢偷工減料。因為人間存滿了很多的誘惑，上帝知道人不可能不犯錯誤，上帝寬容仁慈原諒一些人的錯誤，給人悔過自新的機會，但是前提是你要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所以很多宗教有懺悔，就像我們做了對不起別人的事要人家道歉一樣，你的懺悔不真誠的話就得不到上帝的諒解。
我總結的以上這五條行為準則，東西方軸心時代的制度企業家都是一樣的。我用博弈論的話重新解釋一下這五條：人類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利，但如果每個人只考慮自己短期的眼前的利益，就會導致囚徒困境和相互傷害。為了解決囚徒困境，就需要人們遵守基本的行為規范，包括克制自己的私欲，推己及人，互助相愛，誠實守信。而為了使得這些行為規范得到有效執行，不僅需要人們有善心，而且需要一個獎善懲惡機制，如果這個機制得到公正有效的執行，每個人認識到長遠利益，人與人之間變成相親不相害，人類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享受和諧而幸福的生活。偉大的制度企業家想給我們設定一個規矩，每個人在這個規矩下更好地合作，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傷害別人，還可以給別人帶來好處。我現在認識到，經濟學真正是研究理性認之間怎么合作。我覺得過去強調東西方文化好多的差別，可能有點夸大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儒家理想國之間的差異可能不比儒家和道家之間的差異更大。
所有成功的制度企業家創造的社會規范，從提出到主導人類的行為方式、人類文化的形成，需要數百年的時間，而且這些行為規范在最初提出的時候，都被當作是反社會的力量。他們的創始人以及追隨者經常受到社會和當權者的迫害。只有當追隨人數達到一定的臨界值之后，才被社會和當權者容忍，甚至搖身一變被統治者定為國教。
以基督教為例，從公元30年左右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到公元392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宣稱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國教，經歷了360年。這個時間大致與孔子去世到漢武帝確立獨尊儒家的時間差不多。在這個期間，基督教除了要面對其它宗教的競爭，還要與反基督教的勢力做斗爭。羅馬帝國本身就是基督教的最大的反對勢力，羅馬帝國曾給基督教冠上一個名字叫“淫蕩宗教”，認為基督教徒經常聚在一塊是亂倫，認為基督教不利于政治穩定，于是采取了很多破壞措施。比如公元64年尼祿皇帝在羅馬點燃一場具有毀滅性的大火，陷害說火基督教徒點的。耶穌的門徒皮特和保羅都被困在里面燒死了。公元250年，德西烏斯皇帝在整個羅馬帝國發起了對基督徒第一次有組織的迫害。公元257年維勒里安皇帝再次迫害基督徒，并于公元258年處死了教皇西斯特二世。從公元303年到公元311年，戴里克皇帝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發起了對基督教時間最長的迫害，他發出很多的法令，剝奪了基督教徒所有的榮譽和社會地位，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并規定實行酷刑和殘害，基督教徒不可以申辯，不允許他們采取正當防衛。這也是歷史上的最后一次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法令》，基督教獲得了受尊重的地位，教會得到大量的財產，還可以免稅。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皇帝在病床上最后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又過了二十多年，到公元360年，尤里安皇帝又試圖迫害基督徒但沒有成功。最后到了公元392年，狄奧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為羅馬的國教。
佛教也有類似的經歷。佛教在印度失敗了，但制度企業家的失敗不等于他的資產全沒有了。類似說一個企業破產了，但是其中很多優質資產被人兼并、收購走了。佛教雖然在印度失敗了，但佛教好多的思想精華被印度教拿走了。佛教傳入中國大體在兩漢之間，到了南北朝佛教大發展，公元400年的時候全國大概有一百萬左右的佛教徒。北方最強的北魏政權專門建立了一個宗教局，由政府部門監管佛教徒，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都發生過禁佛和迫害佛教徒的事件。最嚴重的迫害是唐武宗時期，由于社會經濟多種原因，佛教被認為是對政權的威脅，于是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余所，寺廟的資產被沒收， 260500人僧尼被強迫還俗，這是佛教受到的最嚴重的打擊。一直到了宋代佛教在中國的地位才真正穩定下來。1949年之后我們又興起一次新的迫害佛教運動，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才結束。由此可見，任何一種偉大的思想，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到最后真正的成功都是很艱難的過程。
下面講一下佛教徒中國和基督教徒在羅馬帝國的數量變化。從公元50年一直到公元350年左右，基督教徒在羅馬帝國的年平均增長率大概是3.4%，意味著每20年翻譯番。公元50年，全羅馬境內基督徒有一千人左右，占總人口的比例是萬分之零點一七，10萬人里邊才有17個人。到了公元200年，人數就達到了217萬，占總人口的0.36%，一千人里邊有36個。到了公元350年，基督教人數已經達到三千三百八十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56..5%。從公元100年到公元550年期間，中國的佛教徒人數的年平均增長率是2.3%，每30年翻一番。公元100年的時候，中國的佛教徒不過是1000人左右。盡管受到若干次的迫害，到公元400年達到了100萬，公元500年超過1000萬，公元550年超過了3000萬（以上數據來自Morris 《Why West Rules for Now》一書）。我用這些歷史數據是想告訴大家，我們要認識到的偉大的制度企業家，他們冒的風險有多大，他們的成功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一個商界企業家活著時候還不成功那肯定就完蛋了，沒有希望了。但是制度企業家活著的時候不成功，卻很可能死了以后成功。制度企業家跟常人不一樣，他們的追求，他們對人類的愛，他們的崇高理念不是我們一般人能想象的。
中國處在一個需要制度企業家的時代
中國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叫“天下無道”？這是我們要反思的問題。
簡單談幾個原因。第一個是產權制度。產權是道德的基礎，私有產權才使我們這個社會能走出囚徒困境。比如人民公社時期，每個人都身處囚徒困境。包產到戶把把地分給農民，讓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最重要的是產權對道德的影響。所謂公有制就是占別人便宜，怎樣能把別人的東西無償拿走。在傳統中國，勤勞質樸本來是農民的美德，但實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之后，誰懶惰誰得的好處多，于是勤勞的人都不勤勞了，說真話的人也開始說假話了，這是我們根深蒂固的一個問題。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政府不受法治和民主約束，也不受聲譽機制的約束。政府不守規矩老，老百姓也不可能守規矩，當他的權利不斷受到侵害的時候，你讓老百姓守規矩怎么可能？過去皇帝還在一定程度上重視自己的聲譽，因為他玩的是長期博弈，想著把江山傳到千秋萬代。現在政府聲譽機制不起作用，因為它的權力更大了，缺少約束力，官員也沒有積極性考慮長遠，干什么事情都不害怕。第三個原因是理念的倒退。今天中國人對于民主法治的認識、對于私有財產制度的理念還不如一百年前。我推薦大家看一下金觀濤先生的《觀念史研究》這本書，看看一百年前中國人有一些什么理念。第五個原因是轉軌時期的失范。從一個體制走向另一個體制的時候，舊的規則可能不再起作用，但新的規則還沒有建起來，這個時候叫變革中的示范。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為什么現在天下無道？怎么才能變成天下有道？一百年前我們接受了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智慧，后來我們又把這些智慧拋棄了，這是很大的遺憾。第一個軸心時代，東、西方同時創造了文明，但是第二個軸心時代我們沒有參與新的思想創造。中國的“文藝復興”在宋代，但那個復興并沒有引導我們走向現代，而是一種復古。西方的文藝復興不是復古，復古是一個借口，真正是在往前走。中國需要制度企業家，需要用新的觀點、新的理論、新的價值去說服社會，使我們這個社會能夠有所改變，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
我特別想講一下儒家與民主政治。對儒家的爭議很多。我自己的看法是，儒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儒家沒有民主的制度架構，所以儒家提出來的社會秩序和理想制度，還是寄希望于“圣君賢相”，但這是不可靠的。儒家一直沒有找到制約君主的“倚天劍”。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只有政府受到法律的約束，只有權力真正為民所賦，才有可能使得政府做到真正執政為民。新儒家的代表牟中三先生講過這么一句話，中國以前只有治權的民主，而沒有政權的民主。以往沒有政權的民主，故而治權的民主亦無保障，只有靠圣君賢相的出現。而依賴于好皇帝、好宰相出現的情形是不可靠的。但儒家文化和民主本身并不矛盾，臺灣地區、日本、韓國也都是接受了儒家文化，但都成功地實現了民主化。我非常同意他這個觀點。
中國的民主化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傳統體制過去有三大支柱：皇權制度、科舉制度、儒家文化。皇權制度下，國土、國家、人民是“皇帝”的私產，這個觀念到現在還沒有改變過來。西方曾經也是這樣，用路易十四的話說，“朕即國家”。但是后來西方突破了這個觀念，國家是人民的，主權是人民的，人民是自由和理性的，這時候的統治者只有為人民服務，他的統治才有合法性。科舉制度保證了中國的職業化管理，是全世界最早實行的選拔體制，但它的壞處就是把大量優秀的人才吸引了到政府，這些人不創造價值，只是分配財富，而且不是按照市場邏輯，是按照強盜的邏輯來分配。最后就是儒家文化。在上個世紀短短的十幾年時間里，中國傳統體制的三大支柱全部傾倒。1905年廢除科舉，1911年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1919“五四”運動把孔家店也砸了。現在中國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思考，我們需要理解過去的體制和未來我們需要的體制，它究竟應該怎么變化？我們不能太著急，因為欲速則不達。今天的中國人，既沒有西方人的的法制觀念，又丟失了中國人傳統的的廉恥觀念；我們打倒了君主但是并沒有建立起民主，這都與我們操之過急有關，稍有些耐心可能會好一些。民主的進程都是循序漸進的。我們曾電視里看到臺灣議員在打架，其實兩百年前的美國議會里也是打架的，甚至打的比臺灣還厲害。今年臺灣的選舉則完全不一樣了。民主是一個過程，要給時間。
我們必須要避免這些大的失誤。我在一篇文章中講到人類犯錯誤其實就兩個原因，一是因為無知，我們知道的東西真的很有限；二是因為無恥，為了自己傷害別人。大的災難基本上是少數人的無恥和多數人的無知結合起來導致的。有些錯誤開始是是無知最后就變成無恥。大躍進時期我們真以為大煉鋼鐵、吃大鍋飯很快就能發展起來，其實這里邊也包含了好多無恥，上層無知，難道省市縣里的領導們都不明白嗎？但是他們為了保住衛自己官位就虛報，結果最后餓死了三千多萬人，在和平年代死了這么多人是不可想象的。最高領導層一開始可能是因為無知真相信這東西，后來已經認識到錯誤并準備糾正這個錯誤，但因為彭德懷寫了個萬言書，本來的反左又變成反右了，那就是無恥了。文化革命的發生這兩種可能性都有。有一些人解釋是因為無知所致，想防止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另一種解釋是因為權力斗爭的需要，這些大家可以討論。無知和無恥是我們人類犯錯誤的兩個基本原因。不要以為知識分子和有文化的人知道的很多，他們經常也是無知的，有時會把人類引向歧途。所以，人類需要有一個制度，這個制度可以避免因為少數人的無知或無恥導致社會的災難。目前來看，這個制度就是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就是民主。我們要實行市場經濟就一定要給人自由。沒有一個人有能力把所有人的信息集中起來。信息主要靠在市場交易中傳導，靠企業家傳導，因此市場經濟可以避免人類的無知和無恥造成大災難。如果沒有市場經濟，民主是假的，你沒有自由，選票就不是你真實意思的體現。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搞計劃經濟，政府權利過大，有時候認識到出了問題為時已晚。比如計劃生育，也許再過三十年我們才會明白，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實行的一胎化政策，對中華民族帶來的傷害會有多大。
我要特別強調思想的市場更重要。那些軸心時代的偉大的制度企業家，盡管面臨諸多迫害但他們還是站出來了。我覺得任何思想不論多么的偉大，只要被官方欽定居于壟斷地位，就會走向反面。任何一種東西再好，變成了壟斷以后就變壞了。包括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排斥任何其它的宗教，最后就會走向腐朽，直至最后出現文藝復興，出現啟蒙運動。對于中國的未來，我們需要變革，我們需要民主文化，需要法制文化，要有新的制度企業家，前提是我們要有言論出版自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新的思想就很難出來。任何事情首先要允許大家討論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要為經濟學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辯護。理性人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現實中的人不像經濟學家假設的那么理性，這是毫無疑問的。有人說，經濟學假定人是理性的，講人是自私的，弄的大家都唯利是圖，甚至損人利己。這個認識是錯誤的。醫生告訴病人有病，你不能說這個人死了是因為醫生說他有病才死的。事實恰恰相反。假設人是利他的，不僅不能使人變成好，反倒使人變壞。為什么專制制度在中國至今陰魂不散？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有一個假設，就是皇帝是圣人，他不會考慮個人的利益，官員是賢臣，只想著為人民服務。如果我們早就認識到皇帝也是理性人，會為自己某私利，我們的官員也是理性人，一有機會就會貪污腐化，那我們早就起來改變制度了，腐敗會比現在少得多。世界上最早實行民主的國家就是最早認識到統治者和官員也是理性人的國家。理性人的假設對促進社會合作非常重要。它意味著，我們必須建立真正好的制度，才能避免損人利己行為，使社會真正有合作精神，我們才能夠有好的生活水準。耶穌假定人是有原罪的，我們生來就是要贖罪。如果耶穌假定我們人類高尚的不得了，基督徒就不會有道德了。我用這個比喻說明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有積極性的作用。我們現在的社會天下無道，有好多腐敗、損人利己的現象，恰恰就是我們沒有真正接受這個假設。在過去的兩百多年，經濟學家對人類道德水準的提升做出了重大貢獻。凡是信奉亞當·斯密理論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人們的誠信度和合作精神就高得多，道德水準也高得多。凡是不信奉亞當·斯密理論，不搞市場經濟而是搞另外的什么經濟的國家，道德水平一定很糟。當然，中國今天的好多問題，我們要往五十年、一百年前去找病根，不全是今天的問題，只不過是今天表現出癥狀來了。我希望講這些東西對大家有所啟發。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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