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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從世界千年史看毛澤東的戰略遺產 2012/9/21 21:34:02  
       zgzx1
       等級:論壇騎士(三級)
       積分:2408分
       注冊:2009-5-20
       發表:723(419主題貼)
       登錄:1142
    1  
    從世界千年史看毛澤東的戰略遺產
         
         (本文摘自韓毓海新著:《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華民族就將喪失“壓倒一切敵人而不為敵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國家動員能力和組織凝聚力;
        
         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華民族就將喪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覺;
        
         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就將喪失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而淪為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附庸;
        
         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從民族道義上說,無數革命先烈的血就將白流,新中國的江山社稷就沒有了道德基礎,而我們偉大的前人們將會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大陸上革命已經迫在眉睫,并將立即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
         ——馬克思
        
         “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四個階段
        
         “現代世界”的興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紀的中國宋代,以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變法”為標志。[①]從那時起,不但逐漸產生了一個與大地主、大封建領主利益相矛盾的國家機器,而且,這個“自相矛盾”的國家機器還日益采用著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義”方式,與大地主的剝削形式進行斗爭(舉凡免役、市易、青苗諸“新法”之實質均在于此)。伴隨著這種具有近代色彩的國家重商主義趨勢的擴大、煤鐵冶煉技術的突飛猛進的,是地方割據的封建勢力的消失,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最終是第一個世界貿易體系以“朝貢貿易”的方式,以中國為輻輳向四周擴散。
        
         隨著西班牙和葡萄牙對美洲的征服與大規模的白銀開采,隨著1567年明代中國開放“銀禁”,西方世界開始“擠進”原有的朝貢貿易體系。從那時起到1900年,西方后來居上,以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以炮艦政策,最終摧毀了朝貢貿易體系,建立了以西方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體系。西方(北美、歐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過程,與中華帝國衰敗的過程是同步的。
        
         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是“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第二個階段。其特征是產業無產階級(立足于歐洲堅實的工匠傳統)、商人階級(其最初興起的動力也包括海外傳教)和金融階級(濫觴于地中海地區的白銀資本的運作者)這三者之間的結合與互動。創造并代表著現代科學技術變革的無產階級,與開拓了“世界商品投資市場”的資產階級,聯手推動了西方的工業化進程。但是,西方現代化—工業化的后果是矛盾的,它既帶來了無產階級的成熟和日益壯大,同時,由早期工匠和現代無產階級所發明的科學技術及其成果——現代工業文明,卻日益被作為“投資者”的國家和資產者所盜取,并轉而成為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必須強調指出的還有:西方工業化一開始就是與剝奪外圍和外部、排除外圍和外部地區工業化的世界不平等體制聯系在一起的。
        
         馬克思主義學說就誕生在這個歷史階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之間的結合與對立,并在社會發展、運動的意義上,描述了這種結合與對立的直接表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剝奪與反剝奪的斗爭。
        
         “現代世界”進程的第三個階段表現為金融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世界革命”這個雙向進程。發達國家內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階級斗爭是對列寧所揭示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回應,而“世界革命”則是對帝國主義的回應。這個階段從20世紀開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是最后一場發生在發達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革命,隨后爆發的是:1905年“半外圍”地區的俄國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這些革命的基本目標都是外圍地區的現代化—工業化。
        
         歷史證明:壟斷資本主義以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為代價,度過了它的嚴重危機,而外圍地區的現代化—工業化則隨著20世紀80年代“萬隆憲章”和“萬隆體系”的崩潰,以及1991年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黃金本位制瓦解為標志的新一輪資本主義危機,是“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由三個主要特征構成:第一,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不可能實現人類共同發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90%長期處于貧困和被剝奪的境地——所謂1%vs 99%,這已日益成為世界共識。第二,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階段,即完全放棄和排斥實體經濟與生產勞動,金融資本、虛擬資本成為剩余價值的主要來源,成為資本積累的根本動力。第三,隨著金磚國家的興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18世紀以來形成的東西方實力對比第一次出現了“逆轉”之勢。
        
         毛澤東畢生最杰出的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
        
         作為現代世界和現代歷史的創生地,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國家,中國的長期衰落與再次興起,是一個需要長期深入研究的課題。
        
         今天,一切不持偏見者均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現代興起是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結果,而毛澤東思想則是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總結,它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發展與運用,是被歷史和實踐證明了的正確理論與“天下興亡”之鑒。
        
         國家、民族和人民,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個關鍵詞。毛澤東將其概括為: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澤東比馬克思更為強調國家和國家的“獨立性”。這是由近代中國在帝國主義宰制下,長期喪失國家主權的悲慘歷史處境所決定的。與西方資產階級不同,中國資產階級(其主體是買辦階級)沒有建立和建設現代國家的能力,而相對于西方為經濟權利而斗爭的無產階級而言,爭取國家主權,這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第一要務”,而且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第一要務”。
        
         所謂“國家要獨立”,不僅是指國家要獨立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國家應擔負起對外反抗帝國主義、對內獨立自主發展經濟和生產力的任務,而且指,國家還要獨立于軟弱無能的資產階級,特別是買辦階級,國家更必須從被壓迫人民中培養和造就出能夠掌握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新型無產階級。因此,毛澤東將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修改為“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所謂“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須伴隨著文化的解放,這種解放又是雙重的,即從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和封建舊文化這雙重束縛中解放出來,努力創造出服務于民族政治解放的、現代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的民族認同。在反抗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的共同斗爭中,在建設新社會的合作勞動中,中國人民在同甘共苦中所形成的民族共識,是這種新文化認同形成的基礎。
        
         所謂“人民要革命”,這里的“人民”專指“勞動人民”(即盧梭所謂的le peuple),這樣的“人民”對上述國家、“民族”構成了根本性的規定,即人民要管理國家(不僅僅是埋頭于生產和物質利益之中),“民族”必須與“階級”相結合(對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
        
         國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澤東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規定、互相推進的有機整體,這個有機整體的制度性實現或體現,就是毛澤東畢生最杰出的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新中國”。
        
         早在毛澤東之前,中國的先覺者們便已經認識到傳統治理結構日漸失敗的宿命。因此,從王安石、王陽明、張居正,到王夫之、顧炎武、康有為和梁啟超,改造傳統社會政治結構,推動傳統中國的現代轉變,便是11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的不竭潮流。
        
         早在毛澤東之前,就已有了洪秀全、孫中山等領導的大規模的政治革命與改革,但是,這些革命與改革都失敗了,而其失敗的根源就在于:面對著由“宗法—科舉—朝廷”這三重結構構成的傳統體制,倘若僅僅將改革與革命的目標對準上層“朝廷”,而不能觸動中國的基層(宗法、士紳階級),不能改造中國社會的中層或中堅(科舉、儒教、士大夫),那么,一切改革與革命就均不能取得最終成功,中國社會的真正改造也便不能真正發生。
        
         毛澤東領導的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這首先就是因為它幾乎徹底改造了中國的基層。長期壟斷中國基層的士紳—胥吏階級,為在中國革命中誕生的基層勞動者組織(青抗會、婦救會、兒童團,社、隊)所取代——而這便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要害。
        
         運去英雄不自由——造就新社會的中堅階層和中堅力量
        
         而當毛澤東在建國后力圖以“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去改造中國社會的中層,即數千年來“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士大夫階級,觸動這個階級的必然產物“官僚集團”,并以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科學實踐向以儒教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意識形態宣戰的時候,這再次證明了他所領導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毛澤東要走的,乃是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走過的道路。在這場面向舊的統治結構的“中層”或“中堅”而進行的艱辛改革過程中,毛澤東當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勞動者素質的迅速提高,以及與之伴隨的中國迅速工業化),但是,他更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極其沉重的歷史教訓。
        
         中國最杰出的科學家錢學森,可能是知識分子中這樣極少數的例外,即能夠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去深刻理解中國革命的正義性。錢學森曾經這樣說: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懷疑馬克思主義,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樣批判科學共產主義的學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類共產主義文明更高階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統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義的,它確實是人類文明的理想境界。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表明:進行社會再生產領域內的建設與改造,與單純進行生產領域內反經濟剝奪的革命相比較而言,前者任務遠為艱巨。在缺乏歐洲那種有教養的無產階級的歷史條件下,在歐美無產階級于社會再生產領域的斗爭也陷入了困境的歷史條件下,力圖在一個經濟上比較落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發育都很不成熟的大國的民眾中,培養、造就新型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培養、造就一支強大的、有教養的無產階級隊伍,培養和造就一個新社會的中堅階層和中堅力量,這需要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它絕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采用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的方式來完成。
        
         在披閱《南史》梁武帝(蕭衍)故事時,毛澤東曾引羅隱詩嘆曰:“時來天地皆協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由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成功改造了中國社會的基層,毛澤東一舉橫掃蔣、美、日反動派如卷席,斯可謂“天地皆協力”;而在與中國社會的中層——士大夫階級(及其現代產物)進行斗爭時,毛澤東所面臨的難局,當然絕非他要取消社會的中層和中堅力量(即某些人所謂要實現“扁平化管理”),毛澤東所遭遇的挫折無非表明:摧毀舊社會的中層和中堅結構,與建立和再造一個新社會的中堅力量、中層結構相比,后者顯然更為困難。而這首先要求對復興現代中國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的作風與能力再次進行新的改造和提升。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改造和重建社會中層的努力會遭到黨內與知識分子的誤解乃至強烈抵制,這幾乎就是必然的。而此誠所謂:“運去英雄不自由”。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毛澤東并非秦皇漢武,因為他創造的歷史在“春秋”之外。中國舊的傳統價值體系當然不能評價毛澤東,因為他領導的革命,其目標就在于摧毀中國奉行了數千年的基本統治結構:宗法—科舉—朝廷,或曰士紳—士大夫—王朝,而其尤其因觸及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而顯得“激進”。
        
         “弱國可以打敗強國”——倒轉五百年來世界地緣政治結構
        
         毛澤東晚年曾經這樣給自己“蓋棺論定”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其一,驅逐日本帝國主義、驅逐美國豢養的國民黨政權出中國大陸;其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就毛澤東所說的“第一件事”而言,其中當然還應包括抗美援朝戰爭,即毛澤東指揮的人民軍隊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一舉擊潰了美國從那個方向對亞洲大陸的進攻。這是五百年來,中國第一次針對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洋國家所取得的軍事勝利,當然,這也是亞洲大陸國家應對來自海洋的挑戰所取得的最偉大的一次勝利,而從世界歷史—地理的角度說,這次勝利的意義,還遠未被我們認識到。
        
         漫長的人類歷史,曾是歐亞大陸核心地帶的民族向周邊擴張的歷史,舉凡蒙古、突厥、回鶻、女真、俄羅斯和漢民族,都曾經是歐亞大陸上的主導民族,而這個歐亞大陸主導世界的大趨勢,直到16世紀才被海洋文明的擴張所取代。正是利用了航海技術的革命性發展、利用了海洋戰爭的高度機動性,處于歐亞大陸邊緣和“外圍”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日本和孤懸大洋之中的美國,才從“邊緣”出發,包圍并分割了中心,并以“海洋時代”逆轉了以歐亞大陸為核心的世界史發展進程。
        
         1904年,英國偉大的歷史—地理學家哈·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在《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提出了一個極具革命性的觀點:只要歐亞大陸國家能夠找到一種新的方式,將廣闊的大陸空間重新聯系和組織起來,只要大陸國家能夠避免來自海洋的攻擊,并善用自身豐富的資源,只要科技的進步可以為這種大陸組織方式提供一個創制,那么大陸就可以戰勝海洋,陸權就可以擊潰海權,海洋支配大陸的時代也就會被終結——而他當時設想的現代科技方法就是鐵路。他預言說:無論德國、俄國和中國這三個在歐亞大陸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國家以什么樣的方式真正聯系起來,只要它們聯系起來,海洋時代就會被終結,海洋國家支配的世界秩序也必將崩潰。而他相信:正如航海技術的發展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一樣,鐵路技術的革命,也必將開啟另一個新時代。
        
         毛澤東乃是這樣一位偉人:他找到了一種政治和組織的方法,將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宰割下分崩離析的中國大地重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使被視為最封閉、最保守、最落后的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中國的黃土高原,重新崛起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所在。毛澤東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國農民組織起來,并將其鍛造成為對抗最先進的、來自海洋的帝國主義武力的高度機動的游擊隊。而毛澤東找到的那種把“即將被海洋淹沒了的大陸”拯救出來的政治動員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思想發源于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土地漲價歸公”的民主革命理論,當然,這也就是被列寧贊美的方法,即孫中山提出了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土地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建設現代國家的新戰略。列寧說,這種方法是歐洲國家所不能想象的,它表現了亞洲的先進性。
        
         歷史已經證明:無論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造就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改革開放,都是與土地的公平分配聯系在一起的,也正是毛澤東關于南水北調、三線建設、鐵路建設、十大關系的發展戰略,正是毛澤東依托歐亞大陸的外交戰略,使得新中國這個“偉大的昆侖”重新崛起于世界。
        
         C.施密特曾分別從空間的革命、國際法、戰爭模式的變遷這三個角度,論述了西方現代性的“空間基礎”。立足于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觀”,在《國家主權與自由海洋》一文中,C.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觀”帶來的“空間革命”意義。他說:“16世紀時所謂的‘現代性’,正是來源于這種空間革命。它并非來源于所謂的文藝復興對于那種19、20世紀意義上的個體觀念的倡導”[②]。當然,這個觀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指出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先有美洲的發現,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圍內的“資本原始積累”,而后方才有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產生。
        
         其次,“海洋時代”的降臨及其所導致的“空間革命”,帶來的是西方主導的“國際法”的產生,它仿佛意味著無邊自由的海洋淹沒了陸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著海洋的法則支配大陸的法則之奠定。
        
         因此,現代國際法的真正基礎就是“海洋法”,其實質在于論證“自由的海洋”攻擊和突破“封閉的大陸”之正當性。所謂“海洋文明”優于“陸地文明”、“藍色文明”優于“黃色文明”,也就是西方列強以“國際法”特別是以“海洋法”的名義侵犯和剝奪其他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背書。
        
         第三,隨著“國際法”而發生的,乃是現代戰爭理論的變化。荷蘭、英國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間為爭奪“海權”而進行的戰爭,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爭奪“領土”的戰爭,而是在宗教戰爭(基督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面紗下進行的爭奪世界市場和貿易壟斷權的戰爭。這尤其意味著,現代海洋戰爭從根本上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陸地戰爭,這里的核心是:海戰具有典型的“游擊戰爭”的高度機動特點,即以環境(海洋)為依托,采用先發制人、封鎖、騷擾、制裁和突襲式的“海盜方式”,以小型的、民間的武裝采取行動,不以奪取對方領土為目標,而只是以奪取敵方實際財富、奪取市場利益、封鎖和壟斷海洋貿易商道為目標。
        
         由于海洋戰爭具有高度機動、靈活的特點,所以,從戰爭模式變遷的視野看,大兵團陸地作戰的方式并不能適應和有效應對海洋戰爭體制,而英國所采用的具有現代游擊戰爭特征的海戰的上述有效性,在掀開中國近代歷史第一頁的鴉片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在魏源看來,清王朝放棄了林則徐武裝沿海漁民、蛋戶對抗英軍的方式,而是從西北調集大規模陸軍兵團奔襲英軍,這是鴉片戰爭戰敗的主要原因。現代歷史學家胡繩在分析鴉片戰爭英國的戰略戰術時,不是把清帝國的戰敗歸結為英國的船堅炮利,而是歸結為英國所采用的新型的、海洋游擊戰爭的方式,這就是繼承了魏源在《圣武記》中對海戰與陸戰兩種不同戰爭模式之差異的精彩分析。
        
        
        
         施密特指出,使得中西力量對比發生逆轉的,說到底就是毛澤東的游擊戰爭理論和土地革命理論,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將陸地戰爭的機動靈活發揮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土地革命理論則把廣袤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農民最有效地組織起來,從而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從這個意義上,施密特指出:毛澤東的偉大,在于他開天辟地地制定了“大地法”。毛澤東并不僅是像列寧那樣,用中心—外圍的世界視野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關系”,毛澤東更以“弱國可以打敗強國”、“中國一定可以趕上和超過美國”的革命,倒轉了五百年來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地緣政治結構。
        
         然而毛澤東深知,數千年的積習,五百年“西風壓倒東風”的歷史,絕不可能因為一個人、一場革命而最終改變,而且這場革命空前艱巨復雜,并必然包含著諸多失誤、挫折和災難,但正是因為毛澤東面對失敗的不屈不撓,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漫長的革命”已經真正開始并不可逆轉。
        
         毛澤東當然希望,自己青年時代“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愿能夠在他身后得以繼續,因此,他寄希望于造就“一代新人”。1965年,在一首叫做《七律·洪都》的詩中,他曾豪情萬丈地寫道: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擊楫至今傳。
        
         聞雞久聽南天雨,立馬曾揮北地鞭。
        
         鬢雪飛來成廢料,彩云長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處處鮮。
        
         今天看來,毛澤東的事業是否已經失敗,這是任何人都不敢輕易斷言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蘇聯瓦解之后,中國的紅旗依然沒有倒下,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毛澤東造就“一代新人”的期盼沒有完全落空,即“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受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和培養。因此,如果這些中國人沒有徹底失敗,毛澤東就沒有真正失敗;如果新一代年輕人能夠在失敗中善于總結歷史并堅持斗爭,毛澤東的事業就依然還在繼續。
        
         否定了毛澤東必將殺戮中國的未來
        
         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驕傲,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驕傲,鄧小平更曾宣示說,中國人民要世世代代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而這就是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必將繼續證明: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華民族就將喪失“壓倒一切敵人而不為敵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國家動員能力和組織凝聚力;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華民族就將喪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覺;如果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就將喪失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而淪為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附庸;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從民族道義上說,無數革命先烈的血就將白流,新中國的江山社稷就沒有了道德基礎,而我們偉大的前人們將會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否定了毛澤東,不但等于否定了歷史,從而必然喪失思想的主體性,陷入知識上的虛無主義,其結果也必將是殺戮了中國的未來。
        
         從毛澤東晚年的偏頗和錯誤中汲取教訓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從一種偏頗走向另外一種偏頗,那就不是糾正錯誤,而是以新片面代替舊片面。歷史證明,毛澤東在《矛盾論》和《實踐論》中所闡述的方法,是對馬克思主義方法最精彩、精練的總結與發展,特別是,毛澤東反復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就在于她根除了封建士大夫階級理論脫離實際、生活脫離群眾、平日袖手談心性(尚空談而鄙視實踐)的痼疾,從而,中國共產黨方才能夠取代士大夫階級,而成為中國社會重建的中堅力量和政治干部來源。毛澤東一貫主張“科學”而反對儒學,這當然是因為儒學只是少數貴族階級的無用之學,但是,如果只是從書本上學到了科學,并不能將科學運用于現實并為勞動者的實踐所發揚光大,那就不是毛澤東所謂的“科學的態度”,那樣的“科學”和學術同樣有害無益。如果理論脫離實際、黨脫離群眾,如果經濟的發展不能造福于最廣大的勞動者,而是依附于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那么,中國廣大勞動群眾就將在資本的貪得無厭的無情剝奪下,不得不選擇再次奮起革命抗爭。
        
         鄧小平說:
        
         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
        
         將20世紀稱為“革命的世紀”的霍布斯邦,也把20世紀稱為“短促的”。他說:20世紀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推遲開始,又以蘇聯在1991年的解體提前結束。他還指出,1971年以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霸權的確立為標志的世界體系大轉變,是“短促的20世紀”陷入危機的標志,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危機,只不過是那場危機的深化和延續。唯一不同的是,今天,面向“新世界”的實踐與想象似乎正在逐步喪失,而且,至今還沒有20世紀那種革命精神、首創精神大規模復興的明顯跡象,在這個意義上,“短促的20世紀”終結之后,人類似乎退回到了19世紀那種資本無情掠奪世界的黑暗時代。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撫今追昔,馬克思的話是多么令人神往,他說:
        
         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贊美新的斗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斗爭;是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務,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游蕩。
        
         毛澤東曾將中國革命的勝利稱為“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撫今追昔,這令人想起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名言:
        
         那個人在斗爭中失敗了。而他為之而斗爭的成果,卻在他失敗的那一瞬間出現于歷史的地平線,只不過是改換了名頭而已。于是,后來者們將會根據新的、不同的歷史條件,高舉起他的旗幟,去繼續進行不同形式的斗爭。
        
        
        
        
    2012/9/21 21: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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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鄧小平從毛澤東手里接過一個什么樣的中國?
         有人說,歷史學是唯一真正的科學。歷史是一面鏡子。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以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30年為鏡,可以知后毛澤東30年之失。極力抹黑毛澤東時代的30年,無非是那些貪官污吏、無良富人和媚外“華奸”一小撮們的反攻倒算。中國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怕將純屬欺騙的“普世價值”喊得震天響,也抹不掉崇洋外交、國際壟斷資本肆意掠奪中國民眾血汗、貧富兩極分化、草民受國內外資本權貴欺壓的無情現實。一個用幾年時間就結束了百年戰亂的中國!(想想中東、北非吧。)
        
         鄧小平從毛澤東手里接過一個什么樣的中國?
           一個沒有民族沖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國;
           一個擁有強大軍事實力而永遠不再擔心挨打的中國;
         一個讓美國歷史上唯一沒有取得戰爭勝利的中國;
           一個沒有一兵一卒外國駐軍的中國;
           一個修建了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并實現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國;
           一個把“一盤散沙”改變東方巨龍的中國;
           一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的中國;
           一個在發達國家長期經濟封鎖下,經濟發展國民得到的實惠最多的中國;
           一個被國際組織評為廉潔指數在6以上,廉政的中國;
           一個消除了惡霸、地主、買辦、資本家的中國;
           一個沒有再發生大規模蝗蟲害的中國;
           一個使三年二決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黃河從來沒有再決口的中國;
           一個從小學到大學都實行免費教育,沒有大量拖欠教師工資的中國;
           一個吏治清明,干部黨員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起模范表率作用的中國;
           一個抓緊建設實現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失業底的中國;
           一個絕大多數官員,懂得為人民服務的中國;
           一個恢復了被拒絕二十多年聯合國席位的中國;
           一個貧富差差距不大的中國;
           一個讓世界各國元首爭相朝拜主席為榮的中國;
           一個帶頭抗兩霸帶領第三世界前進的中國;
           一個文藝界沒有各種各樣緋聞的中國;
           一個有明確信念的中國;
           一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中國;
           一個每個人都敢于與壞人壞亊作斗爭的中國;
           一個人人都愿意為中國舍身取義的中國;
           一個小學生拾一毛錢都要交警察叔叔的中國;
           一個基本消除了黃、賭、毒、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國;
         一個全民敵慨眾志長城凝聚力空前的中國;
           一個國門嚴守,海關極負責任的中國;
           
           這幾年,國內一些對歷史毫無了解的年輕人動輒喜歡拿毛主席說事,可看看事實。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領袖,毛主席當之無愧是一個巨人。之后的成就、民族復興偉大的中國夢,必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2016/12/5 13: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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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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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毛選”其實是真正靠譜的成功學
         承蒙抬愛,《“毛選”中的智慧:如何精準打擊美國?》一文受到各方歡迎和打賞,竟然無論左右,都表示有啟發,耳目一新。
        
         這是一名立場較右的自由派朋友留言,平常只讀斯密、洛克、孟德斯鳩,現在也想讀讀“毛選”了。
        
         怎么讀“毛選”?我是一向反對成功學的,基本都是心靈雞湯加傳銷話術。十多年前某成功學大咖高呼“你的成功可以復制”,結果是“你的學歷可以復制”。每個成功者的成功,都有極為個性化的因素,還要考慮大背景歷史的進程,偶然性和運氣也必不可少,怎么可能復制?
        
         任何成功者的經歷都無法復制,但是成功確實是有一些“套路”的,例如在逆境時怎么辦?順境時怎么辦?怎么創業?怎么打天下?這些固定的“套路”可以活學活用,有時真能立竿見影。
        
         例如一名非洲大叔的真人真事:《懷揣5本毛選打游擊 五年后奪權當總統
         烏干達有個強人叫穆塞韋尼,1980年底,他創建和領導的烏干達愛國運動在大選中失敗。怎么辦?學習唄!于是向駐烏干達的中國使館提出能否提供250套英文“毛選”,中方只找到五本給他送去。不久,穆塞韋尼就從首都坎帕拉“消失”了,他帶著五本“毛選”,率領追隨者進入烏干達西北的叢林地區打游擊去了。進入入叢林后,他發動群眾,創立根據地,組建自己的軍隊,如法炮制提出“十大綱領”。經過五年的游擊戰爭,1986年穆塞韋尼領導的抵抗軍就打回首都,推翻了當權政府,宣誓就任烏干達總統(依然在職)。如果他帶的不是“毛選”,而是“蔣公日記”,估計現在不知道跑到哪個小島上修身養性呢?
        
         無論臧否與否,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一點:毛把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獨立思考,實事求是,在實踐中學習,從無字句處讀書,在他充滿驚濤駭浪的有生之年里幾乎戰勝了所有對手。
        
         現代人可能不會認同他的價值觀和社會理想,但作為方法論是非常值得學習的。這套系統的方法論,其實是靠譜的成功學。“毛選”精華在第一卷,其中: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運動考察報告、反對本本主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精品,創業、投資、從政必讀,比商學院讀MBA管用。
        
         創業者、企業家是最需要方法論的,創業和打天下本質上是一回事。中國企業家群體里有一撥是鐵桿“毛粉”,從來不掩飾自己對其思想的推崇與效法,最典型的有三個:史玉柱、馬云、任正非。還有一個高度疑似,雖然他自己沒有公開承認,但考察其形跡是非常“毛化”的,柳傳志。
        
         任正非口頭非常“崇美”,那是因為美國的科技、制度確實強大,但骨子里的方法論上他是“毛粉”。大家知道任正非出身軍隊,不知道的是:他是七十年代解放軍的“學習毛選標兵”,曾在人民大會堂開過表彰大會,這也是美國在報告中懷疑菊廠有軍方背景的“證據”之一。
        
         任正非一定是熟讀毛選,這種熟讀不是隨便瀏覽一遍,知道幾句名言警句,而是每個字都嚼爛了吃透了,融化到血液里,再能用自己的語言復述出來,例如:
        
         1995年12月26日,毛誕辰紀念日,任正非在市場部整訓大會上發表了《目前的形式與我們的任務》,題目與毛在1947年發表的文章完全相同;
        
         1998年,任正非寫了一篇《紅旗究竟能打多久》,題目與毛在井岡山上的毛林問答如出一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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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戰略:“毛選”反復強調的工作方法,抓主要矛盾,決不四面出擊。任總1995年就為菊廠制定《基本法》,第一條就明確把自己畫地為牢,“為了使公司為世界一流的設備供應商,我們將永不進入信息服務業。”
        
        
         發展戰略:毛的天才創舉就是農村包圍城市。華為作交換機完全照抄,在中國市場上與各地的郵電部門成立合資單位,共享利益,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迅速收回了被外國企業長期把持的中國市場。之后任正非又如法炮制,首先進軍非洲、中亞、西亞這些欠發達國家,兵強馬壯之后再逐個攻陷發達國家市場。
        
         加班文化:毛始終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集體主義,狠斗私字一閃念。菊廠身在高科技行業,價值觀卻是集體主義的,雖然明賞重罰,從251事件看對個人權利持高壓態度,996,個人必須為集體奉獻和犧牲。任正非在部下李玉琢離職時的對話,很有意思,以下節選自當事人回憶:
        
         任正非又跟我談了一通華為的未來發展以及他個人的想法,也評價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們對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公司還有許多工作可以做。”講了大約半個小時,我打斷了他:“任總,非常感謝你談了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公司。另外,我愛人又不在身邊,我已經七年單獨在深圳。”他說:“那你可以叫你愛人來深圳工作嘛!”我說:“她來過深圳,呆過幾個月,不習慣,又回北京了。”任立刻說:“這樣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危機意識:居安思危,建國之后毛沒有放松,反而斗爭的神經繃得更緊,始終警惕內外敵人,不停運動,隨時備戰。任正非在繁榮期發表《華為的冬天》,隨時準備破產,永遠保持戰戰兢兢的危機感。
        
        
         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危機感的延續,菊廠不惜重金打造自己擁有知識產權的海思芯片,就是防有一天受制于人。從2012 年起,就開始構建研發自己的操作系統,基于市場考慮沒有商業化,備而不用,但作為安卓的備胎,以防萬一,被視作為極端情況下“為最壞情況做準備”的戰略武器。
        
         斗爭哲學與整風運動:全員軍事化管理,賞罰分明,奮斗終生,不停折騰,永不停息。凡是跟不上的員工就一律淘汰。
        
         喜新厭舊,重用年輕人:革命成功后,對元老重臣絕不姑息,喪失革命斗志者,要么學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要么學漢高明太格殺屠戮。放手重用更拼命的年輕新生代,喜歡敢斗敢闖的革命小將。其實狼性文化就是這種老調換了個馬甲,決不姑息“大白兔”員工。
        
         西方的企業家,只是用的話語不同,但背后的方法論是高度一致的。
        
         馬斯克,是現在企業家的新偶像,當今地球上最猛的一位創業者,他創辦的幾家公司幾乎都引發了顛覆式的革命。有人問他成功的秘訣是什么?他說是在紛繁復雜的信息洪流中抓住事物本質的能力。這是領導者最重要的領導力,稱之為“第一性原理”。
        
         關于特斯拉,新能源最本質的問題就是電池成本,能不能通過科技進步大幅降低電池成本就是電動車行業的主要矛盾。一篇流傳廣泛的報道是這樣解釋的:
         特斯拉早期研制電動汽車的時候,遇到了電池高成本的難題,當時儲能電池的價格是每千瓦時600美元,85千瓦電池的價格將超過5萬美元。一些人認為,電池組非常昂貴,而且會一直這么貴,大約是600美元/千瓦時,因此電動車與燃油車相比沒有競爭力。
        
         我們從事物本質進行思考:電池組到底是由什么材料組成的?這些電池原料的市場價格是多少?電池的組成包括碳、鎳、鋁和一些聚合物。如果我們從倫敦金屬交易所購買這些原材料然后組合成電池,需要多少錢?天啊,你會發現只要80美元/千瓦時……
        
         抓住事物本質的能力,幾十年前毛就反復強調,并要求全黨干部學習掌握,落實在行動中,這正是“毛選”方法論的第一要義。我們在教科書上也反復學習,只不過當成了考試刷題的內容,照本宣科,機械背誦,沒有真正理解和領悟,更談不上活學活用。這就是必須“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絕不能主次不分,四面出擊。整部《矛盾論》就是掰開揉碎了講這么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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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教父的座右銘)
        
         我批評現在中國小粉紅和戰狼們對外四面出擊,八面樹敵,渾身都是G點,一觸就跳,眉毛胡子一把抓,根本無法清晰界定“核心利益”的邊界,更無法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結果遭遇的不是從勝利走向勝利,而是處處被動,四面楚歌,十面埋伏。
        
         大到治國,小到齊家,道理都一樣。很多網友咨詢我人生、家庭、職場的諸多困惑,其實方法論上80%都是犯了同樣的錯誤,沒有抓住人生的主要矛盾:四面出擊,又買房,又貸款,又炒股,又借錢,又創業,還想要孩子……當然艱難啦!網張得太大,戰線拉得太長,彈藥兵力不足,后勤補給不足。就像很多公司,計劃很宏偉,愿景很美好,欲望和資源不匹配,搞得資金鏈極度緊張,說斷就斷,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最典型就是資本市場上曾輝煌一時的德隆系,死在大牛市的前夜。
        
        
         需要的是做減法,聚焦主要矛盾。人生某一階段只能樹立一個目標,一個工作中心,集中全力拿下,再確立下一步的工作中心,飯要一口口吃,仗要一場場打,不能一口吃個胖子。薩爾滸大戰時,大明軍兵分四路,努爾哈赤問訊笑曰:“任爾幾路來,我自一路去。”遂召集八旗精兵,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此為明滿之間逆轉國運之戰。
        
        
         主席曾專門寫過《不要四面出擊》一文。“不要四面出擊”,這是1950年6月6日在七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來的一個口號。
        
         新中國成立之初,頭緒繁多,要緊的事,有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解放寶島、藏區,進行土地改革,調整工商業,恢復經濟,解決就業,在國際上還要對付敵視新中國的西方陣營的壓力和封鎖,等等……千頭萬緒,但七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全黨聚焦討論的,卻是毛提交的書面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也就是說,國家財政經濟工作能否好轉,是關系到新生政權能不能立得穩的最關鍵問題,把財經這個主要矛盾抓住,其他枝節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毛平日常說一句戲文,“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在1958年6月21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他說:打了抗美援朝戰爭以后,我就把軍隊工作的事推給彭德懷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單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鉆進去了。我也提倡這個方法。有本戲叫《香山記》,頭兩句叫作“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我就采用這兩句作為方法,你不能兩個戲同時在臺上唱。所以,一段時間只能確立一個工作重心。
        
         聯想起蔣公1947年一面抓剿共,一面搞行憲,一面進行金圓券改革,面面俱到,面面不到,五心不定,輸個干凈,結果財政、經濟、政治、軍事全方位糜爛,焉能不一敗涂地?
    2020/6/3 13: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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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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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
         19屆6中全會“百年奮斗重大歷史經驗的決議”關于4人邦以及文革,
         繼續沿用11屆6中全會(鄧))以來的觀點。
         盡管粗淺(粗暴+淺薄)但減少了爭議、統一了方向……
        
         如果要說毛主席錯誤,那也是出在無數志士為之奮斗、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后來寫在了憲法里、但如今很少提及的“無產階級專政”上,和過于先進~以致于毛主席時代的生產力跟不上的社會主義思想!
         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
        
         ……
        
         別誤解了毛澤東“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原文原義
        
         被曲解的原文。
         大家也許聽到過這樣一句話:“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但這句話被大家誤解多年。這句話出自毛澤東寫于1917年的《奮斗自勉》,原文是: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原文本來表達的是毛澤東面對困難不屈服,樂觀的革命精神。但長期以來,被各種人去掉三個“奮”字,刻意曲解。把毛澤東變成了好勇斗狠的形象,就各種“斗”實在是大大誤解了這樣一位大家……
        
         毛主席為何一輩子批孔?毛遠新說出真相
         孔子其思想、哲學、及所提倡的道德觀念,在中國傳播了幾千年,他的思想在中國人中代代遺傳,他的言論無處不在,被歷代統治者尊崇為“圣人”,歷來都受到眾人祭拜。而毛澤東作為一個國家領袖,卻是反孔的。
         毛主席尤其喜歡研究古今歷史,深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毛澤東,為什么要反孔子呢?
         在一次訪談中,毛遠新談起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
        
        
    2021/12/27 18: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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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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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他是中華民族的護身符,代表著中華民族的雄魂壯魄!
         這種恐懼,已經深入美帝的骨髓!
         教員的豐功偉績和光輝思想將與天地共存、與日月共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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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9/9 14: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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