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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瀚談愛國——評《愛國主義為什么遭到圍剿》 |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蕭瀚 談愛國——評《愛國主義為什么遭到圍剿》
1.讀了摯友摩羅先生近作我十分震驚，這是我見過的摩羅作品里，最神經錯亂的文字，為此不得不直言不諱地批評他。
2. 在批評他之前，我希望對他不了解的朋友們聽我一言：以我多年來對摩羅的了解，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誠的人之一，他敲起愛國主義破鑼絕對不是因為愛上了斧頭幫，也絕對不是因為有任何奴才意圖，他是真誠地認為自己觀點正確才寫這種語無倫次的文章的。
3.“愛國賊”這個詞的發明者是我和摩羅曾經的共同朋友任不寐先生，現在他既不是摩羅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朋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因此而要否定任先生對中國當代思想的貢獻（無論對他個人如何看待，我依然認為任不寐先生是當代中國最有原創力的思想者之一），當年摩羅也是盛贊過這個詞的，但愿他沒有忘記。
4. 那么為什么摩羅先生會發生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彎，從一個像魯迅一樣的民族性批判者變成了一個民族性謳歌者，變成了一個讓人分辨不清他到底是熱愛斧頭幫還是熱愛這片土地的人？
5. 有些朋友的批評可能有點道理，由于他是從事文學批評工作的，與第一線的社會現實畢竟有點隔，來北京之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也只是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而已，并非大富大貴），更使得他對當代中國大量底層生活失去痛感，此其一。
6. 其二，摩羅的知識結構中一直缺乏比較堅實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理論、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經世之學的常識基礎，他看問題、分析問題時常常只能從感性出發，而難以用理性的邏輯工具分析問題。摩羅十年前的那些散文和隨感曾讓我落淚（例如《城里的姨媽》、《我是農民的兒子》），他對中國知識分子集體人格的批判也令我心驚，他對自我的剖析更令我汗顏，但是，在涉及社會學、政治學等公共生活秩序問題方面的研究，至今依然十分幼稚，簡單說，這不是他擅長的領域，更沒有駕馭的能力。
7. 在《愛國主義為什么遭到圍剿》一文中，摩羅首先對于國的概念就沒有厘清，例如他拿古代中國的天下概念來談對國的超越。而實際上，我們現在所說的國，是來自近代的民族國家理論、主權理論，這種理論下，主權和主權之間在法權意義上是平等的，他遺忘了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中，具有潛在的君臨萬國的等級特權觀念，依然離不開基本的中國特色：即斧頭幫精神——試看中國4000年，從商湯到最近的斧頭幫，哪個政權不是用斧頭砍出來的？
8. 西方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觀念在內政上有基本的民主、法治訴求，因此注重政權的合法性，這就是韋伯所謂的法理型統治，而中國至今都是魅力型統治加傳統型統治，離法理型統治還很遠。換句話說，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還根本沒有形成，我們的主權觀念和西方世界的主權觀念并不相同。
9. 成熟的西方主權觀念認為，一國當由全體國民經過一定的公平、公開的全民參與的程序，選擇大家能夠基本認同的人員組成國家代理人，進行公共事務的治理。如果我們認同人人享有平等的基準自由，那么西方這一主權觀念就毫無疑問地具有普世價值，它也就應當可以適用于中國，除非你認為中國只配由斧頭幫來統治，萬世不變——這樣的話，從族群角度看，中國除了砍人的斧頭幫和挨刀的被砍幫就沒有其他人了。
10. 在斧頭幫統治之下，除了那些擁有斧頭的權貴們，其他人無論是誰，都是被砍的或者是幫助斧頭幫砍人以獲取奴才利益的。在斧頭幫主權下，愛國到底愛的是什么國？
11. 斧頭幫一天到晚號召的愛國主義，目的只是讓全體受奴役者甘做斧柄，這樣幫主及其同伙們就可以想砍誰就砍誰，想怎么砍就怎么砍。
12. 而另一種民間的愛國者，例如林昭這樣的人，就直言不諱地站在斧頭的對立面，拒絕做斧柄，更拒絕做斧頭。
13. 很長時期以來，中國絕大部分的所謂愛國者只不過是爭做斧柄、不自知的奴才，他們越愛國，就越符合斧頭幫的利益，因此這國家也就越糟糕，實際上是害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不寐提出的“愛國賊”概念才有其特殊的表現力。
14. 在斧頭幫所主宰的僭主主權下，內政和外交一定會出現如下情形：斧頭幫對待斧頭不及的外邦，與對待國內人民的方式，與民主主權國家的做法正好相反。在公共事務上，民主主權下的民治政府一定是盡可能地根據民意和國家利益考慮問題，因此，他們會善待本國人民，卻與外國錙銖必較，一點利益喪失都可能導致他們下臺。而斧頭幫主權則剛好相反，他們的出發點是保住自己的權位和私利，因此他們往往在國內與民爭利，在國際上反倒像個哈巴狗，喪權辱國也就是常事。一個荒唐的典型案例就是入世之后，斧頭幫允許外國私人資本在中國辦銀行，卻不允許中國人自己的私人資本辦銀行。還有外資企業的稅率遠低于中國本土企業的稅率，他們不斷地在中國獲得超國民待遇，這真是讓西方主權理論大師們困惑不解之事。
15. 所以，如果要倡導愛國主義，真的該搞清楚怎么愛國才是有效的愛國而不是害國。摩羅一定是對我痛斥這個民族為劣等種族極為反感，實際上我愿意更加嚴謹一點說，漢族才是劣等種族——一個不會唱不會跳，不會親吻不會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樣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連像樣的愛情故事都沒幾個的民族，一個陌生人之間互相投毒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還基本上不知自由為何物、民主為何物、法治為何物的民族，一個至今還不知道怎樣用辯論去選擇一個政權的民族，一個歷史上動不動就幾十萬幾十萬地殺害本族人的民族，一個將犯下滔天罪行的惡魔奉為偉大領袖的民族，一個認賊作父和認父做賊的民族，一個對于自己過往惡行毫無懺悔能力的民族，一個只有斧頭才是萬能鑰匙的民族，……我覺得，怎么看都是個劣等民族。斧頭之所以能所向披靡，除了斧頭本身鋒利之外，還不是因為斧柄實在太結實了嗎？
16. 當下中國，倘要愛國，挺簡單的，力促憲政，力促法治政府，力促公民社會，盡自己的能力，力促斧頭幫主權成為民主主權；為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說真話、做實事，為受到侮辱和損害的千千萬萬中國人說真話、做實事。
17. 內政和外交是連在一起的，民族國家時代，外交上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國際交往，既非天堂，也非地獄，關鍵看你自己的國家是不是一個民主主權。如果一國政府無能面對外邦，那只能認栽，假定你愛國人士的本國政府主動給了外企15%的所得稅稅率，而本國企業的稅率則是25%，你該向政府去抗議，而不是上人家大使館扔啤酒瓶。如果你的政府吃飽了撐的，給流氓國家提供流氓援助，因此挨了炸彈，你愛國人士一邊哭去就夠了，扔幾個啤酒瓶并不就是愛國了。如果你愛國人士的政府迫害本國異族，遭到全世界抵制，你頭上纏了布條牙關咬得像老虎鉗，高喊打倒什么什么，不管你自己再怎么覺得愛國，也還是個笑柄。如果你對外國政府不滿，抵制什么“嫁了夫”之類的超市，你這種安全的牛叉只讓我覺得好便宜啊好便宜。
18. 我有很多漢奸理論，例如早在1997年，我就曾經與現已故法學界重要學者謝懷軾謝老爭論過抗日戰爭問題，我曾說，以歷史的后見之明，當年要是日本占領中國就好了——至少不可能會有比斧頭幫更加殘忍、惡毒、流氓的政權。謝老當然大怒，我說如果自己在抗日戰爭時代，也會去戰場打仗，但這是兩個問題。
19. 在我眼里，什么民族什么人來代理國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國家的政府組織是不是合乎憲政，如果只是合乎斧頭幫利益的，不管是誰組織的，就是我父母組織的，我也要反對。如果是以憲政的形式組織的，就是請了地獄的撒旦來管理國家，我也不擔心。
20. 在中國的土地上痛罵美國或者法國，跟站在月球上痛罵火星沒什么區別，這么便宜的愛國，誰不會？再者，前面已經說了，如果中國的國家利益遭到了侵害，那未必是政府無能的結果，而恰恰可能是政府刻意的結果。正如毛時代，拒絕跟美國建交，拒絕他們的美元；華國鋒時代，唐山地震之后拒絕國際援助；毛時代由于搶劫式的剝奪外國資本，導致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禁運和經濟封鎖。這些都是嚴重損害國人利益的政治行為。你該去怎么個愛國，到街上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法帝國主義、德帝國主義”嗎？我們需要的絕不是廉價的口吐白沫的愛國主義。
21. 愛國主義，如果一定需要，那也得是站在中國的土地上，為我們自己每個人的自由而奮斗，為不分種族的每個中國人的基本權利而奮斗，為中國的憲政法治而奮斗，為千千萬萬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的本國同胞的天賦權利而奮斗。
22. 空喊愛國主義毫無意義，圍剿我這樣的漢奸也沒什么價值，至于動不動就把倡導自由民主的人們視為洋奴，這種二極管思維方式更是和斧頭幫的意識形態珠聯璧合了。把今日中國的賬都算在“精英們”的頭上更是欺軟怕硬——不想批評政府沒關系，但捏軟柿子就顯得很沒意思了。
23. 數年前，我曾經聲言摩羅已經在朝著超越魯迅的道路邁進，而今天我卻擔心，摩羅會不會中途改轍，將超越變成了背叛，如果是這樣，我將萬分遺憾。不過，無論怎樣，我相信，這樣的爭論不會傷及我們多年的友情。
2009年7月29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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