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眾創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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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世界一流大學的科技成果轉化率 為什么高？ |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校的科研水平不斷進步，論文和專利飛速增長，已經位居世界前列，其中核心期刊論文數量世界第二，專利申請數量世界第一。
然而，在這光鮮的數字背后也有隱憂，中國大學的科技貢獻度顯然與這些數字不匹配。諾貝爾獎級的基礎研究成果少自不必說，就是應用技術的原創性和突破性的成果也極罕見。科技成果轉化率極低，與市場嚴重脫節，例如申請的專利多束之高閣，鮮有在市場中取得實際價值的。
筆者曾經對中國的一些名牌大學的專利申請進行過分析，發現中國高校的專利申請數量已經遠超世界各大名校。清華大學專利申請量是斯坦福大學的11倍，加州理工的15倍。中國的其他高校專利申請數量也同樣驚人，像麻省理工、蘇黎世理工這樣的世界頂尖研究性大學每年的專利申請量還不如中國一所職業技術學院，與一些中國的211/985高校更是差了一個數量級。
然而，這些專利數量極少的世界頂尖高校每年能夠從科技成果轉化中獲得數千萬美元的收入（例如斯坦福大學2015至2016年度獲得許可收入為9422萬美元），并能孵化幾十家科技創新型企業。而中國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收入反過來差了幾個數量級，高校畢業生的創業也多是選擇商業模式創新的領域，而不是依靠在學校積累的科研成果。
國家和整個社會其實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對于中國大學的科研成果轉化難，論文注水的針砭常見諸于報端。為突破現有大學的體制，建立創新型的世界一流大學，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西湖大學相繼成立。但筆者發現，目前中國社會對大學研究成果的批評遠比建議要多，大多數的建議也都比較宏觀，比如科研成果評價機制、論文數量攀比、科研經費分配不合理等。對于那些世界一流大學如何進行原創性和突破性科研的立項，以及相關的科研成果如何進行轉化的問題，建議研究非常少。實際上前一陣清華大學教授付林案也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問題的表現。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為此，筆者以個人的名義利用假期實際調研了一些歐洲的世界一流大學。由于時間有限，本次調研只針對這些學校的科研立項和科技轉化方面的做法，與這些大學的相關工作人員和師生進行了坦誠的交流。
筆者調研了瑞士和荷蘭的蘇黎世理工學院、蘇黎世大學、日內瓦大學、洛桑理工學院、埃因霍芬理工大學、代夫特理工大學、萊頓大學等七所大學，了解他們如何進行科研立項和科技成果轉化的。其中埃因霍芬理工大學和洛桑理工學院的技術成果轉化做得最好，學校和企業合作非常緊密，很多世界五百強企業都把研發中心直接建在校園，幾乎分不清校園與企業研究中心。
限于篇幅，今天先介紹埃因霍芬理工大學的做法，埃因霍芬理工大學位于荷蘭科技城埃因霍芬市，成立于1956年，是一所比較年輕的大學。這所大學的成立當初是政府為了解決該地區的企業對科技人才的需求，一開始主要為培養工程師。從成立一開始，該校就致力于與當地高科技企業進行合作，甚至學校的工作人員笑稱，我們培訓企業的工程師，企業培訓我們的教授，可見這所大學與企業的密切聯系。
埃因霍芬大學建立之后利用不到40年的“短時間”迅速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在2003年歐洲委員會的報告中，埃因霍芬理工大學在歐洲的研究類大學中排名第三（前兩名分別是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同排名的是慕尼黑工業大學）。2017年泰晤士報全球大學排名發布的“全球25所與創新企業合作最緊密大學”，埃因霍芬大學排名第一，是世界上與企業合作最緊密的大學。在各種版本的世界一流大學排名中，埃因霍芬大學的實力大部分都在全世界第50-100名之間。
埃因霍芬大學的成功得益于其獨特的面向社會的開放式研究和科研成果市場化機制。
該校設有14個大的研究實驗室和40個小的實驗室，所有的實驗室都可以單獨對外進行合作，每個實驗室都有對外合作聯系人和成果轉化的負責人。
實驗室面向社會承接各種具有挑戰的技術問題，任何企業和個人都可以與他們就科學研究的問題進行討論和聯系。這些大大小小的實驗室與幾十家科技企業就建立了合作研究中心，直接參與到各大企業的基礎研究中，包括ASML，殼牌，飛利浦，GE、NXP的校企聯合研究中心遍布校園。
GE醫療在校園的研究中心
除了這些大的合作研究中心之外，各個實驗室都與多家企業建立了合作研究機制，各大公司都把各種研究設施搬到了各個實驗室，例如太陽能實驗室就與ECN、IMEC、Solliance、FEI、Levitech, Meyer-Burger、Océ、Philips、Toyota等企業與機構進行合作。
這么多企業愿意與埃因霍芬大學深度合作，一方面在于大學雄厚的科研實力，另一方面主要因為大學對科研成果的歸屬非常開放，企業可以獲得最大比例的回報，例如聯合研究中心近年為這些企業帶來的突破性基礎專利多達500個，而學校在合作中獲得的專利家族只有60個。埃因霍芬大學主要宗旨在于培養人才和解決人類社會的科學問題。在與學校合作的過程，既鍛煉了學校的老師和學生，也為學校掌握前沿科技、了解社會問題提供直接的平臺。
除了對外合作的課題之外，學校的研究人員也可以自己申請課題，學校設立了完備的研究支持網絡，包括基金、技術、法務、知識產權領域等專業人士，為相關課題提供全方位的建議，對于特別的課題幫助聯系外部基金和相關領域的校友協助。
對于師生利用學校和自己的科研成果創業，學校也是積極鼓勵并提供近乎全程的保姆式服務。除了學校有完整的研究支持網絡之外，在每個實驗室都有幫助科技成果轉化的工作人員，負責尋找和選取基金支持，法律和知識產權服務。相關的支持人員都通過社會招聘，通常招聘有一定工作經驗，尤其在跨國企業有運作經驗的知識產權服務人員。
學校鼓勵師生創辦知識密集型企業，包括利用學校的知識產權和完全自主創業，學校都給予支持，針對每個領域的創業提供相關的基金輔助，并且在科技領域給予相關的專家指導。對于才起步的企業給予無微不至的照顧，從一開始的成果保護、科技成果轉化、成立公司、早期資金支持都給予一條龍的服務。目前學校已經產生150家比較成功的科技型創業企業，每年有30家新成立的科技型創業公司。
這樣的體制之下，學校獲得源源不斷的對外合作機會，老師和學生都得到了鍛煉，每年能產生大量的原創性和突破性成果，也為科技人員創業和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了很好的平臺，讓科研人員完全專心于自己的研究。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種開放式研究和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或許是大學迅速崛起的一條捷徑。筆者曾仔細分析了國內一些高校專利，雖然數量眾多，但有市場價值的極少，一方面是涉及的主題在國外已經有相關研究，基礎性專利已被占領，另一方專利申請的質量極差，就算有些成果也得不到保護，其他公司完全可以免費使用。這與大學的研究片面追求論文與專利成果，而不在意實質解決的問題價值不無關系。中國高校的很多成果都集中容易發表論文和申請專利的領域，對于一些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并且具有風險的原創性和突破性的領域自然就少有人問津。
在科研立項和成果轉化方面，與埃因霍芬大學這種全程保姆式專業服務相比，國內的高校也缺乏相關的專業服務人員，導致研發人員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在自己不擅長的領域，而且還有巨大的法律風險，甚至產生清華付林案那樣的悲劇。科研人員的使命是用科學成果解決社會的問題，這中間所有的障礙都應該清除，任何時候科研體制都不應該成為創新的阻礙。
在市場高度發達的今天，我國高校的科研立項和成果轉化體制還基本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缺乏面向市場和社會的暢通通道，也缺乏專業的科研成果轉化機制。這樣造成在研究方面不能朝著真正有價值的科研方向前進，對社會的具體問題缺乏了解，也不能從企業獲得第一材料。另一方面，研究的成果難以在市場轉化，缺乏專業化的金融、法務、知識產權服務團隊，科研成果走入從研究到論文，在從論文到研究的循環，而不能進入市場，這樣的科研體制是時候改變了。
鏈接：
光明日報：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一說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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