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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特朗普當選總統的華裔們 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戰？ |
在美國工作了幾年后，我第一次在采訪中四處碰壁。
幾年前，一個美國公司經理問我，“為什么美國人要接受你的采訪？”那時我剛從底特律回到華盛頓，在朋友聚會上講起采訪美國民權運動領袖的經歷。這個公司經理的問題第一次讓我站在采訪對象的角度思考。后來我說，可能是《財經》品牌+中國市場+還算靠譜的問題，使我的采訪對象基本上沒拒絕過我。何況，在美國，沒人告訴我因為“問題很敏感”而不能接受采訪。
這個挫折時刻終于來了。2018年3月底、4月初，當我決定采訪美國華人中的特朗普支持者時，我得到了創紀錄的拒絕率，在我約訪的人中，大約80%婉拒了我。
美國華人向來政治傾向寡淡，但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時，華人給外界的印象是異常狂熱地支持特朗普。但兩年后當我要找這些特朗普的擁躉時，一部分人回復我說，他們的圈子里沒有什么特朗普的支持者；另外一些人說，不愿意談，尤其不愿意外人知道他們選了特朗普，因為支持特朗普都成過街老鼠了；還有幾個在微信上回復我說，這個問題很敏感。
我個人理解，所謂“支持特朗普很敏感”是因為，圍繞特朗普的爭議太多。
最后那20%沒拒絕我的華人提出不用其中文姓名接受采訪的條件，他們和我直接或間接接觸到的特朗普支持者類似，幾乎都不是特朗普的鐵桿粉絲（“川粉”），大多數人形容當時投票給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是“在兩個爛蘋果中選看起來稍微好點兒的那個”，所謂“兩權相害取其輕”而已。
特朗普上臺一年多后，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人分裂成三個陣營：鐵桿“川粉”們對特朗普“死了都要愛”；另外一些人對特朗普失望至極，悔不當初投錯了票。在推特上專門有個”TrumpRegrets”，是這些吃后悔藥的人抱團取暖的所在。夾在兩者中間的則是那些對特朗普繼續支持，但有些微詞的人，特朗普的華人支持者多在這一陣營中。
這些民眾對特朗普的微詞，集中于他像走馬燈似的換高級官員。特朗普上任第一年中，白宮的人員流動率達到34%。這個現象持續至今，有估算說平均每17天就有一位高級官員離職，而被換掉的都是總統的核心班底：從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白宮辦公廳主任、白宮新聞秘書、白宮首席戰略師、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直至聯邦調查局長、國務卿等。最新的人事變動是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將被強硬觀點的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取代。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將是中國面臨的最大外在風險，更令人擔心的是，全球可能不再接受中國按發展國家的關稅水平來要求自己）
但華人中特朗普的支持者對他更多的是贊賞和仰慕。比如特朗普競選時說要重新談判貿易協定、收緊移民政策、加大國防投入，進行稅制改革，現在都在一一兌現。一個做護理麻醉師的華人總結了他們的心聲：“他比歷屆總統都實干，雖然阻力重重，但他盡最大的努力擼起袖子，兌現他的競選承諾。”
真正的敏感問題是，如今中美貿易紛爭不斷，并有對抗升級的危險。
在我采訪特朗普的華人支持者時，恰逢中國宣布將對豬肉、水果、堅果和紅葡萄酒等美國進口食品加征最高25%的報復性關稅，以回應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鋼鐵和鋁等進口商品征收新關稅的舉措。特朗普政府隨后宣布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產鋼鐵、飛機組件、電視機及其他商品征收額外關稅，幾小時后，中國對美國予以反擊，提出對大約等值500億美元的美國大豆、汽車、化工品及其他商品征收額外關稅。
4月5日，特朗普再次大筆一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據“301調查”，考慮對從中國進口的額外1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是否合適。中國外交部和商務部隨即表態，只要美國采取進一步措施，中方將馬上提出同等反制措施。
中美貿易叫戰由此進一步加高音量。
特朗普選擇對中國貿易戰，支持他的華人作何想法？出乎我意料的是，這些華人不覺得有何不妥。他們指出，這次爭端并非特朗普個人一意孤行。一個華人說，以前每次中美貿易爭端，共和黨溫和派和商業團體都會出來為中國游說，但這次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為啥？美國上上下下觀點比較統一，多數人都認為應該對中國做點什么，唯一可能有分歧的地方是在手段上應當有多激進。
對于中美貿易戰帶來的成本，他們認為一個可能的結果就是某些東西會漲價。不過，一個美國賓州的中國大陸移民說：“我寧可多付30%買進口產品，也不愿意多付30%的稅去養活那些因為不公平競爭失業的美國工人。大量人失業后帶來的問題不僅僅是金融上的。”
所謂的不公平，在這些支持特朗普的擁躉們看來主要是兩條：
一是中國大陸靠大市場逼迫美國企業做技術轉讓，
二是中國對國企重點扶持，貸款支持充足。
一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參加過一些支持特朗普競選的活動。他說，表面上看特朗普是發難的一方，但如果看過去十幾年雙方貿易的情況，問題在中國，美國容忍了不公平的貿易，家大業大嘛。現在地主家也沒有余糧了，以前那些便宜就得收回。這也很好理解。
德州的華人醫生David是特朗普支持者中相對平和的一個。他說，中美貿易戰不可能全面爆發。如果中美雙方都要做點姿態的話，目前特朗普政府起碼沒在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上刁難中國，否則損害會更大。
被特朗普“插足”的生活
去年11月底的感恩節，作為外鄉人的我收到朋友邀請去她弗吉尼亞的家里赴宴。朋友溫婉優雅，是傳統的美國女性，因此我設想迎接我的將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庭，和一個典型的感恩節之夜。在接我去她家的路上，朋友簡短的幾句話顛覆了我所有的想象：她離異，女兒新婚不久，是同性戀；大兒子在做變性手術，小兒子在找工作。
一場親切而放松的晚餐突然變成了對我的考驗。比如大家稱她的大兒子為“她”，而這個金黃卷發的大小伙子在我面前晃來晃去，對我來講真的是“他”。在數次稱其為“他”再慌亂改口為“她”后，我橫下一條心解釋說，漢語中“他”和“她”發音相同，致使我的英語中，“她”和“他”經常被亂用，畢竟英語不好的罪名要比對LGBT群體不敬的罪名要小得多。
LGBT指代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中文好像用更短小精悍的“同志”一詞做通稱。我到美國的最初幾年，美國關于LGBT的公眾輿論發生了巨大轉變，同性戀伴侶結婚這個原來大不敬的問題，已越來越被社會所接受，就連把婚姻嚴格限制在一男一女之間的保守共和黨人也轉變了觀念，支持同性戀伴侶結婚的人數超過了反對的人數。
奧巴馬功不可沒，他甚至因此成為美國史上首位登上LGBT雜志封面的在任總統，該雜志對奧巴馬的評價這樣寫道：“一位在狂熱支持下入主白宮的總統，似乎在中途勢頭減弱……稍事休整后，他幫助我們實現了婚姻平等，并推出了其他改變我們在美國社會地位的里程碑式提案。”
美國社會的寬容程度日漸增大，我身邊自由開明人士很多，他們經常介紹我認識一些同性戀伴侶。私下聚會時，常會聽到他們被社會視為異類的苦痛和掙扎。在感恩節晚宴上，朋友變性的大兒子講他怎樣用藥維持，怎樣為省錢而委屈求全時，我感慨朋友真是一個偉大的母親，這樣的打擊她怎么承受下來。
但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能接受和自己差異極大的人。對很多從中國大陸來美的華人來講，接受LGBT就等同于接受社會墮落。當美國學校的性教育課上開始講同性戀，講父母再不意味著一男一女時，華人家長開始憂心孩子的價值觀受到影響。這樣的情緒很快因為“廁所令”而發酵沸騰，成為大選的轉折點，一部分華人因此堅決投入支持特朗普的陣營。
廁所令是奧巴馬政府出臺的法令，要求公立學校允許“跨性別”學生根據“心理性別”而非“生理性別”選擇衛生間和更衣室，“性別”的概念從此開始要包括個人自稱的性別身份。當“如廁令”最初在芝加哥等地試行時，就引發了很多華人家長的憤怒，后來它成為法令在全美推出，政府威脅不遵守這一規則的學校將被減少聯邦撥款后，部分在美華人的憤怒就直接指向奧巴馬和民主黨。
（民主黨的一些價值觀對華人來講，理想太高，他們跟不上，也不想跟）
一個投票給特朗普的華人對我說，這是有意制造不同性取向人之間的矛盾，大量渲染LGBT成為一種時髦，華人家長擔心孩子被這個傾向裹挾。
圍繞于此的輿論在2016年5月前后推向高潮。5月9日那天，美國媒體都在討論廁所問題，微信朋友圈則都在說離奇死亡，我當時感慨：中國輿論嘩然于雷洋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而在大洋之邊，輿論則嘩然于該上男廁，還是女廁的問題。中國的中產階級在國內面對無所不在的利維坦時，集體焦慮；中國移民到美國的中產階級面對不斷擴大的“政治正確”時，也集體焦慮。
北京來的Jack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對我說，美國經濟對大多數大陸移民來講不是問題，他們大多生活殷實，就連半福利性質的奧巴馬醫改也和他們關系不大，所以最終決定大陸移民選票的，是美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所謂社會的發展方向，很大一部分是指政府對社會底層、對少數族群的國家政策。一些華人選民認為民主黨不去操心大事，重點都放在“廁所”這樣的破事上。
Jack列出了華人中產拼死推翻民主黨而選特朗普的原因包括：奧巴馬下令不遣返非法移民，希拉里揚言要大赦1200萬非法移民；民主黨推動全民最低收入制，即對不工作者和低收入者，政府有責任發給現金，補齊到最低收入線；奧巴馬和希拉里都要大量吸引穆斯林難民；支持黑人暴力組織BLM，一貫在警察執法中偏袒黑人；民主黨推動在押犯人的投票權；奧巴馬要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保證雇員人種比例符合全國人種比例等等。
（對那些后悔投票給特朗普的人來說，競選時特朗普出格的言辭并未因成為總統而有改變，打破了他們“競選是一回事，執政是另一回事”的期盼，他們只能眼看著特朗普用種族主義和偏執來引領這個國家）
競選期間特朗普也沒少揮動LGBT的彩虹旗，但當選后，特朗普立刻180度大轉彎，取消跨性別學生獲得符合其性別認同的學校洗手間的權利；取消對就業歧視的保護，實施禁止跨性別者參軍服役的禁令，并在聯邦案件中表示反對同性戀權利。
Jack說，“我們知道特朗普是真小人，但真小人要比偽君子好。”
在那個感恩節晚宴上，經過一個多小時別扭地適應，房間里終于充滿笑聲和溫暖，回歸了“愛和感激”的感恩節本意。大家聊得開心，我無意間一個笑話就說到了特朗普，餐桌氣氛立刻大變，大家紛紛找借口離席。后來他們把我拉到一邊說，朋友的小兒子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其他人都反對特朗普，所以任何有關于特朗普的話題都會讓家庭成員的情緒對立起來。那天的感恩節就那樣不歡而散了。
朋友一家不是個例。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大約40％的美國人認為2016年的選舉（特朗普的上臺）傷害了人們間的密切關系，這個數字同選舉前的26%相比，陡然上升。在臉書上，政治觀點討論帶來的分化使我的很多朋友要么在政治議題上變得沉默，要么把朋友分類，政治陣營不同的人，只被允許看吃吃喝喝無傷大雅的東西，觀點相同的人才會看到有政治觀點的貼子。
很多華人告訴我，華人中產家庭上、下兩代人間存在著觀念和立場的沖突，年輕一代傾向于民主黨，起碼不支持特朗普。一個在加州的華裔大學生在媒體上刊文說，希望和年輕的美國人一樣成為開明的、有同理心的個體，除了個人的掙扎，還能認識到他人的斗爭，而不是被禁錮在黨同伐異的觀念里。她說，“盡管能理解那些投票給特朗普的華裔美國人，我還是不能原諒他們。”
回頭看民主黨的競選失敗，Jack了解到，民主黨精英的規劃是推動全球化的實現，創造一個產品沒有關稅，人員充分流通的世界。Jack聽了很吃驚，他對我說，奧巴馬在臺上八年，美國社會價值觀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根本的人性很難改變。變得太急肯定要出問題。
為特朗普站臺
去年有一篇文章提到，華人既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同時又是一個對種族歧視不會感到特別不適的群體。在美國，很多遵紀守法的華人成為某些非洲裔和西裔毒品、暴力和騷亂的受害者，他們對美國政界維護非洲裔、西裔和中東裔利益的政治正確感到厭煩，因此期待一個對政治正確缺乏興趣的政治強人來改變現狀。該文最后指出：“你甚至可以說，他們所期待的幸福，就是別的種族的不幸福。”
這個對政治正確 缺乏興趣的強人 適時出現了，他就是特朗普。
Tina生活在弗吉尼亞，在她眼里，特朗普形象不太好，沒有政治經驗，丑聞一大堆，但是她堅信“缺點很明顯的人反而不會做特別的壞事”。和很多苦學多年才通過留學從大陸到美國的華人一樣，Tina的政治訴求是移民政策改革。
特朗普近來連續多日就非法移民問題“喊話”鄰居墨西哥，并宣布將派遣國民警衛隊赴美墨邊境協助打擊非法移民活動。Tina對在墨西哥邊境建墻不關心，也不認為移民搶了美國人的飯碗，但她認為美國移民魚龍混雜，甚至非法移民變成了被同情的弱者，她無法接受這樣“黑白顛倒”的現實。
和中國相關的事實是，很多人擔心，隨著中國科技加速前進，特朗普政府大概率將針對華人高科技人才向中國的流動實施更加嚴格的限制，美國大學未來對吸收中國留學生也可能變得更加嚴格。不過支持特朗普的華人認為，他們已是美國公民，只要奉公守法的就不會有問題。甚至美國國務院近來要求，申請美國入境簽證的人提交他們在過去五年里使用的社交媒體用戶名。我問Tina怎么看，她說，沒什么不好的。
我不太理解的是，就算是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給華人帶來的都是利好，但以貿易爭端為例，若雙方無法解決分歧，中國和美國企業各自從對方市場獲得利益的格局就會打破，雙方都可能承受巨大損失，華人為什么不擔心呢？
（全球化闊步前進到特朗普時代，中美雙方或許都進入了臨界狀態）
Jack以自己的經歷從側面解釋了他的心路歷程：他所在的非營利的科技信息機構每年以向會員收取100美元左右的年費及通過部分項目付費的方式掙錢。該機構中華人占很大的比重，他們發現經常會有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于是通過外交途徑討要說法，但最終卻不了了之。
這一非營利機構的相當一部分客戶來自中國，中國是他們很大的一個市場。但中國客戶抱怨說，由于存在網絡防火墻，訪問他們網站并不容易。于是他們想了個辦法，在防火墻里建一個鏡像，方便中國大陸客戶訪問，但由于是美國的機構，他們被各種繁雜手續弄得精疲力盡，最后也放棄了。
Jack說，“我們每次開會一提到中國都頭疼。”
Toni是一家投資公司的創始人，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對我說，特朗普的方式方法很直接。在貿易方面，貿易逆差要應對，他的想法可能是對的，但方式太直接了、攻擊性太強了。在Toni看來，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5600億美元，但僅向中國出口了1300億美元，存在明顯失衡。如果中國能保住這5600億美元的對美出口，再對美國擴大市場的開放，就會減少貿易逆差。
中國經濟學家劉煜輝指出，要減少1000億美元貿易逆差，在現有全球產業鏈分工的代工廠結構下，在經濟行為上短期內是不能夠實現的。首先美國人拿什么出來跟你交換，高端源代碼是不可能的，難道靠大豆、牛肉縮小逆差？
大豆代表著美國最敏感的農業問題。2017年，美國大豆的出口量總計為5313萬噸，其中對華出口量達3286萬噸，占大豆總出口量比例高達62%。大豆出口額占美國對華出口額比例為11%，占對華出口農產品金額比例為58%。大豆出口對美國農產品貿易舉足輕重，特朗普獲選總統不只是華人的力挺，而是那些盛產大豆和農產品的搖擺州倒向了他。
所以當中國狠下心來動特朗普的農業票倉時，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國農民壓力很大，部分人公開表示不確定是否會繼續支持特朗普，這引起了一些特朗普華人支持者的憤怒。對特朗普的華人支持者來說，這是公事私辦。他們發給我的一條頗有代表性的評論這樣說，“我的直覺感覺，這就像商業競爭者之間做掉對方家里人一樣，比通常的不專業還下作。”
至于特朗普拿中國的航天、信息等開刀，他們的反駁是，特朗普是商人，他喊出了什么不一定會真做什么，這是一種策略。
Toni在洛杉磯，他認為中國應該開放科技市場，讓BAT等與美國的GAFA（谷歌、蘋果、臉書和亞馬遜四家公司的首字母縮寫）等對峙，他說，“不要因為怕打不過而去封閉市場，說不定中國的企業很有競爭力”。劉煜輝的建議則是，有條件地開放數字和服務貿易市場即互聯網。他說，實際上美國想要的是中國巨大的互聯網經濟，14億人有效地連接在一起，人和人連接、人和物連接、物和物連接。5G的升級，在國家力量支持下，中國人在這個方向上領先歐美半個身位，所以美國進入不了這個市場會很吃虧。
貿易逆差只是一個問題。David代表的是另一個類型的華人選民，他們做很多中美交流的事情，當初正是因為考慮到希拉里對中國不友好，擔心她上臺后對中國會用更極端的手段，所以在沒有更多選項的前提下，票投給了特朗普。
David堅信特朗普是靈活的商人，商人有利益方面的需求，而特朗普最看重的是經濟利益，換句話說，一切都是生意，都是掙錢，這對中國并不都是壞事。
作者：金焱《財經》雜志特派美國記者。
4月9日中美貿易戰疑云下，美國總統特朗普9日再發推“喊冤”：抱怨與中國的汽車貿易是“愚蠢的貿易”——“當中國產汽車出口到美國時，只需繳2.5%的關稅。而當美國汽車出口到中國時，就要繳25%的關稅。這是自由貿易嗎？不，這聽起來是愚蠢的貿易。持續了多年。”
他這番言論與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的態度如出一轍。據此前報道，馬斯克曾在特朗普推文下連發數條回復“告狀”，稱在中美汽車貿易上，美國企業遭遇非常不公平的待遇。
但事實上，總拿汽車稅說事兒是站不住腳的。在WTO規則上，出于對“發展中國家”主要工業產業的保護，規則往往允許它們在一定時間內，設定更高的進口關稅稅率。
而且，我國下調汽車進口關稅是具備明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早在2017年11月9日，外交部官網就曾刊文稱，中方將按照自己擴大開放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逐步適當降低汽車關稅。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下調汽車、部分日用消費品等進口關稅。3月11日，我國商務部部長鐘山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表示，要擴大開放，下調汽車及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
此外，在“入世”的十幾年間，我國雖然保留了一定比例的汽車進口關稅，但同時也降低了其他領域的關稅，特朗普不談其他商品，只拿汽車關稅做文章，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今天，習總將在博鰲論壇上公布新的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可能的領域包括中國在金融、保險、醫療等部門取消一系列對外資的限制措施，以及海南島在開放層面聽說有超預期的舉措。把海南打造成為自由貿易港，開放程度高于自由貿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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