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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日本神鋼豐田日產造假事件”凸顯“供應鏈國家戰(zhàn)略”的重要性

2017/10/30 12:41:58

zgz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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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樓

“日本神鋼豐田日產造假事件”凸顯“供應鏈國家戰(zhàn)略”的重要性

     在供應鏈管理界，有句名言廣為傳播：“21世紀的競爭不是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的競爭，而是供應鏈和供應鏈之間的競爭”。這句由知名供應鏈管理專家馬丁-克里斯多弗在1992年提出的論斷，如今早已成為現(xiàn)實。

     然而，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看待這句話時，還應當在“競爭”后面加上“合作”二字。供應鏈不僅僅是競爭，也是合作。時至今日，這種基于“連接”的“競爭和合作”已經突破了企業(yè)的四壁圍墻，上升至了行業(yè)、地區(qū)乃至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

     從智能制造，到智慧物流，從信息技術到科技金融，供應鏈的發(fā)展關乎到國家的經濟，關乎到國民的就業(yè)，關乎到社會的發(fā)展，甚至關乎到國家的安全，無怪乎美國在2012年發(fā)布了《全球供應鏈國家安全戰(zhàn)略》，而中國也在前不久由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布了《關于積極推進供應鏈創(chuàng)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足見供應鏈對于一國的重要性！

     然而，就在各國紛紛將供應鏈列入國家戰(zhàn)略之際，老牌供應鏈強國日本卻在近幾年來問題頻出。伴隨著2009年的“豐田召回門”事件，2016年的“三菱燃油數(shù)據(jù)造假”、“高田問題氣囊”事件，以及最近爆出的“神戶制鋼所造假案”、“日產汽車偽造質檢報告”等事件，作為“高質量”代名詞的“日本制造”似乎正在走下神壇，而以誠信著稱的“日本文化”也在不斷受到世人的挑戰(zhàn)。

     面對如此大規(guī)模地造假事件，人們不禁要問：日本到底怎么了？

     要想搞清楚問題的根源，我們不妨從產業(yè)競爭、文化因素、國家戰(zhàn)略幾個層面來進行剖析。


     產業(yè)競爭挑戰(zhàn)“金字招牌”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歷史，會發(fā)現(xiàn)“日本制造”的金字招牌大體是在二戰(zhàn)之后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間的這個時期形成的，這也是日本對全球供應鏈管理理念貢獻最大的一個時期。
     在這個時期里，豐田汽車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精益生產”、“準時供應JIT”、“零庫存”等概念，7-Eleven形成了“供需深度協(xié)同”的制造型零售模式，宅急便推出了基于“包裹的密度”的精益物流理論……而松下、索尼等企業(yè)也在這個時期不斷開疆拓土，他們在向全球銷售貨物的同時，也在銷售著他們獨特的供應鏈管理理念。

     可以說，那是一個大師云集的時代，是日本在戰(zhàn)后反思自己、勵精圖治、奮發(fā)圖強的時代，也鑄就了日本經濟史上的輝煌。

     然而，伴隨著八十年代廣場協(xié)議的簽訂，在歐美聯(lián)手打壓之下，日本經濟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停滯期。而與此同時，其它國家卻在日本管理模式的基礎上不斷進行復制、升級和創(chuàng)新，尤其是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發(fā)展，日本制造的相對競爭實力逐步減弱。

     如今，“日本制造”的整體競爭力早已跌落了前三名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美國、和德國，而日本的身后則是韓國、英國、印度、墨西哥等眾多實力強勁的對手的追擊。（數(shù)據(jù)來源：德勤）


     內外交困，日本顯然是坐不住了！

     一方面，經濟的長期低靡、失業(yè)率的居高不下，日本政壇急切希望改變局面，但所謂的安倍經濟學除了使用貨幣貶值、打貿易戰(zhàn)等下策，似乎沒有找到長期有效的解決方案。

     而另一方面，受制于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影響，日本供應鏈的創(chuàng)新也略顯疲態(tài)。最近的二十年，日本幾乎沒有再推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的供應鏈管理模式，許多企業(yè)都在吃著品牌的老本。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制造業(yè)普遍的心態(tài)是煎熬和焦慮，他們害怕被競爭對手超越，害怕丟了“日本制造”的金字招牌。然而，所謂攻城容易守城難，面對原材料價格的上漲、自然資源的總體匱乏、勞動力成本的激增、供應鏈創(chuàng)新的乏力，知名企業(yè)紛紛瀕臨破產的邊緣，那些抱著僥幸心理的人就開始蠢蠢欲動嘗試造假了。更為可悲的是，日本所崇尚的“恥感文化”卻在某種程度上支撐了這些造假行為。


     “恥感文化”推波助瀾

     筆者曾經在過往文章中提到過魯斯·本尼迪克所著的《菊與刀》，雖然這本書寫于上個世紀中期，書中所描述的時代背景已經遠去數(shù)十年，但是扎根在一個民族內部的深層次的文化內涵卻至今沒有太大的改變。在這本書中，魯斯·本尼迪克提到了日本的“恥感文化”。
     日本人并沒有“死后獲得報償或懲罰”的概念，也沒有天堂和地獄的概念。當一個人做了壞事，只要他的壞行為沒有被“公布于眾”，他就無須煩惱。他們?yōu)楹眠\氣而祈禱，而不是為贖罪而祈禱。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恥感的首要意義是任何人都非常關注公眾對他的行為的評價。他只需要推測別人的判斷是什么，他要做的就是按照別人的判斷所指引的方向走，按照統(tǒng)一的規(guī)則做游戲。

     與日本“恥感文化”相對應的是西方的“罪感文化”。西方罪感文化的來源從根本上說是基督教之“原罪說”。罪感具有普遍性。由于原罪是自亞當和夏娃以來就存在的，因此它具有普遍性，無論個體的生存環(huán)境和生活樣貌怎樣，個體身上的罪是相通的。一個人即使在沒有人知道他的錯誤行為之時，也會受到罪惡感的折磨，而他的罪惡感在懺悔的同時才能得以解脫。

     事實上，這種以“欺騙并不可恥，被發(fā)現(xiàn)了才可恥”為基礎的“恥感文化”在許多歷史事件中都有體現(xiàn)：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借口的“士兵失蹤”；偷襲珍珠港，日本遲交的“開戰(zhàn)書”；戰(zhàn)后日本篡改歷史，抹去“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就連首相安倍晉三，也在前不久的“森友學園”丑聞上含糊其辭；而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安倍晉三還曾經在此次造假風波的“領銜主演”——日本神戶鋼鐵公司里任過職。

     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恥感文化”的推波助瀾之下，這種造假的風氣在日本政界、企業(yè)界逐漸地蔓延開來，為了維護所謂的“榮譽感”，大家對造假之風視而不見，甚至聯(lián)手欺瞞。最近爆出的種種造假丑聞，往往都是長達十年八年的群體造假事件。然而，紙是終究包不住火的，謊言總有被戳破的那一天。

     當然，我們也不能就此否定“恥感文化”，而褒獎“罪感文化”。文化不分好壞，它的價值取決于特定的時期和情境。例如，“恥感文化”強調的是社會準則，注重的是社會對個人的評價，因此當社會風氣好的時候，“恥感文化”能引領國民走上富強之路，反之則不然。“罪感文化”強調的是個人實現(xiàn)，注重的是自我奮斗，但是卻忽略了對他人的關心和幫助，因此往往會因為群體意見的不一致而損失效率、丟失公平。

     很遺憾的是，這次群體造假事件背后所深藏的是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加上日本“恥感文化”的推波助瀾，以及當局者的視而不見，水落石出之時不免讓人唏噓。


     日本的“供應鏈國家戰(zhàn)略”過于狹隘

     縱觀日本近年來的國家政策，許多都與供應鏈的發(fā)展理念背道而馳。供應鏈強調的是連接，通過發(fā)揮自身的優(yōu)勢積極參與到全球供應鏈體系中去。前不久中國國務院發(fā)布的《意見》就很好地詮釋了這個精神：
     推進供應鏈全球布局，加強與伙伴國家和地區(qū)之間的合作共贏，有利于我國企業(yè)更深更廣融入全球供給體系，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落地，打造全球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如果說美國的國家供應鏈戰(zhàn)略是站在“全球安全”的角度來試圖維護其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日本的國家供應鏈戰(zhàn)略則是站在“區(qū)域競爭”的角度來試圖保住其昔日的輝煌。

     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的國家策略將其定位為“威脅”而非“機會”，采取了“舍近求遠，疏中親美”的策略，摒棄“合作”而過分強調“競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全球化的背道而馳，也是對全球乃至區(qū)域供應鏈發(fā)展的傷害。

     面對經濟發(fā)展的頹勢，外交政策的偏頗，日本從政壇到民間，為了保住競爭優(yōu)勢，為了保住“顏面”而不惜造假，卻在不經意之中丟失了日本戰(zhàn)后三十年內苦心經營、勵精圖治所打造的“日本制造”的根本——產品品質。

     因此，毫不夸張地說，集中爆發(fā)的造假事件的背后是日本國家供應鏈戰(zhàn)略的失敗，也是日本在國際供應鏈舞臺上的重大失敗！

     引用帕拉格·康納在《超級版圖》中的句子作為總結：

     全球供應鏈體系現(xiàn)在已經替代國家成為全球化文明的基石。無論哪個國家都無法單憑自身力量來創(chuàng)建這套體系，也不具備將其關閉的最終權威。相反，各國之間只能在21世紀開展“供應鏈大戰(zhàn)”。大戰(zhàn)的目的不在于征服，而是要與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材料、高科技和新興市場建立起物理和經濟上的聯(lián)系。在豐富多元的事件中，各國都應當順勢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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