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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高估的黃仁宇 |
被高估的黃仁宇和《萬歷十五年》
我讀黃仁宇，最早當然是為人艷稱的《萬歷十五年》，時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還是初涉史門的大學文科生。《萬歷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僅為中國史一個橫切面，而視界卻貫穿上下千年，全書以“……在歷史上，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開篇，而以“1587年，是為萬歷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紀錄”收尾，如此的歷史大局描述誠可以動搖人心。此書附錄的文章已簡述其大歷史觀，但當時我的識力顯然不夠。
被高估的黃仁宇和《萬歷十五年》
此后就很留意黃仁宇。1995年，讀他的第二本書，是在香港買到的臺版《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其時我已覺很不滿意，在書前批注：“……從學理的立場，其觀點幾乎全部落后！通過間接媒介，我對作者的觀點早已不以為然，今細讀其書，益覺其謬。”同年稍后又讀《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仍欣賞其文體及寫法，承認他有所見，但對他的歷史觀已全然否定，當時讀完批注：“以前讀過《萬歷十五年》，覺得寫法很有特色，印象不錯。最近讀過《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及本書，已覺得很煩了。兩本書中，怕有上百個‘數目字管理‘！開口‘大歷史‘，閉口‘遠距離‘，幾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便打遍天下！”
細讀過黃著的人都知道，作者幾乎每本書都大量重復運用僅僅幾個概念和基本解釋，來來去去就那兩下子。以后我雖繼續購買、翻閱黃氏的其他著作，但越讀越失望，越讀也越生氣，只當作“批判使用”的學術資料了。直到去年，我翻讀三聯版《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更加強了原來的認識:從純學術立場，黃仁宇的所謂大歷史觀實屬虛妄，沒有理論價值。《黃河青山》在作者逝世后才中譯出版，但寫作時間卻早至80年代前期，其時《萬歷十五年》出版未久，作者尚無籍籍名。此書不僅為作者生平的回憶錄，亦系作者歷史觀念的全面總結，其大歷史觀的原始思路表述得最清晰、最完整，因此大歷史觀的謬誤也就暴露得最明顯、最充分。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本與兩個學術課題密切攸關：一是資本主義的起源和性質，二是近代西方為什么能產生新的科學與文明（以及相關聯的所謂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近代科學與文明的問題）。但為省枝蔓，以下不涉及這兩個在學理上仍一團混沌的課題，而僅從“常識”角度分析大歷史觀。
“作者對中國現代化的關懷是十分迫切的。”正因為黃氏過于迫切的關懷意識，決定了大歷史觀兩個潛在的中心問題：近代中國為何失敗？近代中國向何處去？
對第一個問題，黃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不是從當時的歷史情境出發，而是從后來的歷史結果出發，以今律古，極力尋找中國古代制度的缺點，將近代中國的困境完全歸因于古代中國文明的整體。他在分析1619年努爾哈赤大敗明軍的遼東之役時說：“明軍的錯誤從頭到尾一致，不斷重復，已經形成固定模式，這其實根源于中國歷史的組織架構。……這番對農業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來形容中國海軍于1894年在黃海敗給日本。申論可以繼續延伸，解釋國民黨的蔣介石為何挫敗。”將每次挫敗都解釋為同一個原因，那就等于沒有解釋；既然一切都是因為中國古代制度的整體問題，那史學家還需要解答什么問題嗎？論宋代時說：“在宋代，經濟中的服務部門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嚴重不足。當時沒有銀行、保險公司、現代的商業法規、或是監督大規模商業及財務運作的司法程序。”這當然是以不可能的標準苛求古人。論明代時又說：“明代官吏進行管理時，欠缺所需的重要統計數字。他們所擁有的土地資料和人口數據，不過是粗略的估計。如果16世紀的中國官員具備現代社會科學家的資料處理能力，中國其后四百年的歷史就會大不相同。”這些話最暴露出作者歷史觀念的幼稚，“如果16世紀的中國官員具備現代社會科學家的資料處理能力……”，這不是廢話嗎？這種思路，異于中學生幾希！作者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稱為“以荒謬的制度為研究主題”，在我看來，將古代實存制度視為“荒謬”的歷史研究才是真正荒謬的。他又批評：“明代的統治者缺乏遠見，他們不能預見到工業和商業在現代國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16世紀人不能預知幾百年后歐洲的事情，實在算不上缺乏遠見啊！
黃氏據以評判古代中國的標準，不僅是西方經驗，也是現代經驗；即是說，他的歷史觀是“西方中心論”加上“現代中心論”。他百用不厭的所謂“數目字管理”，就是這種史觀的結穴；這個魔術化的概念似乎源自韋伯“能供計算的法治系統”一詞，用以概括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體系。按照此種現代式的高標準，處于前近代技術水平的中國當然處處是缺陷，處處都有“技術”不足的問題。但責備明代沒有產生“數目字管理”，不就正如批評明代沒有發明飛機大炮那樣膚淺嗎？事實上，按“數目字管理”的標準，不僅明代中國不合格，不僅國民黨中國不合格，即使前現代的西方國家也同樣不合格，所有的古代社會更加不合格，則古往今來的人類文明，除去現代的歐美，就全是錯誤和失敗的歷史了。
黃仁宇的史觀實為勝者為王的史觀，完全以近代的“大結局”作為判斷過去歷史正確與否的根據：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合理的、正確的；在近代失敗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荒謬的、錯誤的。他以中日為例指出：“即使是在德川時期的中葉，日本已經開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貨幣管理。……這和帝制末期的中國真是一大對比。”言下之意顯然指18世紀仍為封建社會的日本，在制度上已較帝制中國更為優勝，這純屬馬后炮的歷史認知。因為日本在近代迅速強盛，就證明其制度在中世紀也是好的；因為中國在近代節節敗退，就證明其制度在帝國盛世也是壞的。──可封建的日本又怎么與帝制的中國相比呢？閉關鎖國的德川時代又怎么與武功赫赫的康乾盛世相比？打個比方吧：因為20歲的日本比70歲的中國要強，就能夠證明嬰兒期的日本也比正當壯歲的中國更強嗎？英國是近世西方文明的霸主，但進入20世紀已盛極而衰，二戰之后更成為美國的跟屁蟲，但能說這個世界史上首個工業國家的歷史也是失敗的嗎？是否只有美國史才是唯一正確的歷史？
近代中國的失敗，最關鍵原因不是內在的（內部帝國解體當然也是主因之一），而是外來的，與其說是由于中國文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如說是由于西方文明新興的技術優勢。按照中國文明自身的邏輯，明清數百年的長期歷史，絕不能視為失敗；退一步說，即使明代相對失敗，清朝絕對還是成功的（金庸在《鹿鼎記》末尾借康熙和韋小寶之口指出清朝遠勝明代；趙無眠更將清朝冠于中國所有朝代之首），可在黃仁宇筆下，“現代中國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開國之初”中國文明在近代的大失敗，早在數百年前完全決定，則大明立國以來的數百年歷史還有什么意義？滿清一代的文治武功竟就此一筆勾銷了！
其次，對“近代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黃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卻迥異于前，極力尋找歷史行為及相關事件的合理性，歷史在他筆下變得直奔主題，“就大歷史的觀點而言，從公元前221年到現在的中國歷史具有邏輯的一貫性”，“歷史學家只要定出時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間的里程碑會展現出一致的直線進展。沒有一件事會被隱藏或消除，沒有一件事會無法詮釋，也不會只重復過去的錯誤。”任何事件都可解釋，任何行動都是大歷史進程的一環，這實際上是極端的歷史目的論。只要是發生了的歷史，就是合理的歷史，所以，國民黨統一中國是合理的，后來共產黨打倒國民黨也是合理的；蔣介石上臺是合理的，后來毛澤東取而代之也是合理的；毛澤東搞土改乃至人民公社是合理的，后來鄧小平改弦易轍搞改革開放還是合理的……“我從學術研究觀點證實，毛澤東的計劃已夠格成為重大突破，將文化導向的社會轉成可以在經濟上管理的社會……翻身（按：指土改）在中國并不是普通的階級斗爭，而是填補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說是彌補中國文化傳承嚴重不足之處所投注的艱辛努力。”“如果沒有這場改革，也許絕對無法從數字上管理中國。”還說他已經“證實”了！“……中國的革命必須通過蔣介石階段、毛澤東階段，至鄧小平階段方見水落石出。”他無非是將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現代中國史都看作一條直線，國共的主義之戰，毛劉的路線之爭，在黃仁宇而言都已無足輕重，反正大家都是合理的，都是符合“歷史的長期合理性”的！
黃氏更引黑格爾和盧梭的“公共意志”概念以加強其目的論：“……當日犧牲了十萬和百萬以上的人命，決不可能僅因少數的人一意為非作亂，其他則盲目附從。因為這種行動所造成的局面幾十年后尚不可逆轉，更不能輕易指斥其為一種錯誤，免不了當中尚有公共意志在這種情形之下……”對于黑格爾來說，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對于黃仁宇來說，凡是發生的就是合理的。對于盧梭來說，“公共意志”永遠不會犯錯；對于黃仁宇來說，“歷史意志”永遠正確無誤。──黃仁宇跟盧梭的區別是，盧梭思想的實踐必然以人民取消個人，以公共意志取消個人自由；而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倒是相反，是將某些個人等同于整體歷史，將局部的個人取向等同于終極的歷史意志。對于災難相續的現代中國史，即使不發生已然發生的悲劇，也可能發生其他的悲劇，可是，絕不能說已發生的“這一個”悲劇就是絕對必然的，否則個人（領袖）和群體（黨派）豈不成了歷史的傀儡，而全然不必承擔相應的歷史責任？事實上，黃氏正是如此認為的。
盧梭思想的繼承者以“公共意志”為當下的暴力辯護，黃仁宇則以“歷史意志”為過去的暴力辯護。他其實已將“數目字管理”作為大歷史的終極目的，只要他認為是有利于達到這個“數目字管理”的，無論付出何等代價，革命、流血、死亡，就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理所應當的，都是歷史進展的一個必經階段。他曾借用許倬云的說辭而正面化：“革命不仁，以萬民為芻狗。”這種歷史觀念，既可厭，亦可怕。
以上分別評述了黃仁宇大歷史觀兩方面的謬誤，而他這兩種謬誤還是自相矛盾的：他以西方和現代的雙重中心論評判古代中國，認為古代史既已先驗地指向近代中國的失敗結局，所以凡事無不荒謬；而他又以歷史目的論和歷史意志論觀察現代中國，相信現代史最終必將指向未來“數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無不合理。前一種思路認為歷史無處不錯，后一種思路又認為歷史處處不錯，何前后相悖至此？按照后一種思路，凡是發生過的歷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國的制度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種延續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須知近代西方文明也不過崛起數百年！黃氏一再強調從技術而非道德角度看歷史，但他的錯誤其實不在于不講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講技術，看上去解釋了一切，實則說了等于沒說。
黃仁宇的著作可謂當前大陸最流行的歷史讀物，我手頭正式或非正式的專書也有十余種。《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自有專業價值，《萬歷十五年》的寫法創新也不容抹殺，但其他著作所論對象雖異，卻幾乎都是大歷史觀注腳，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真正的史學價值甚微。黃著最大的意義，我以為在于給讀史者（尤其是初學者）提供一種異乎尋常的歷史感，其歷史比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個人的歷史經驗，實足以引人入勝，從此角度而言，可以說他是歷史學的余秋雨。不過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錯誤多屬局部的史實方面，而黃氏卻以史學家的身份出臺，其錯誤又屬總體的史觀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學家標準將他輕輕放過。
從一個人，從一個學人的角度，黃仁宇由大陸而美國，由軍人而教授，其個人的學術苦斗值得我們同情；但從純學術的角度，他對歷史學及相關社會科學的知識準備仍較欠缺，對歷史的體認往往先入為主，其史學實有嚴重欠缺，他不為美國主流學界接納亦可以說事出有因。據說臺灣史界對他也并不認同，大陸對他浮泛的頌揚雖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讀書界而非專業史學界（據我所見，只有徐友漁、朱學勤先生寫過較深入的批評文字）。我有一點懷疑，黃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為他的歷史目的論提供了一種填補歷史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空缺的學術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種凡事都可解釋的華麗歷史觀啊。
（文/胡文輝）
騰訊網友，大中至正：
為歷史正言。黃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1936年就讀于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抗戰爆發后，投筆從戎，入黃埔軍校學習，1940年編入陸軍14師任職，1943年加入中國駐印軍任新1軍參謀，跟隨部隊血戰緬甸，并因戰功獲頒陸海空軍一等獎章，抗戰勝利后駐防東北，1946年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1947年畢業后任國防部參謀，并參與了國共東北決戰，1950年，以國民黨軍駐日本代表團少校軍階退伍。此后輾轉流落于美國，在舉步維艱的環境中勤工儉學，并于1964年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此后畢生沉迷于歷史研究，尤其側重于中國歷史，他帶血的軍旅生涯和后來的海外漂泊，使得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合中西方不同文化視角為一體。通過他的努力，在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歷史學術界嶄露頭角，最終在八九十年代蜚聲國際。
—— 之所以對他的人生經歷寫了這么多，為的就是說明黃仁宇強調的以大歷史的觀點，來分析研究中國歷史的特殊由來，他在研究歷史時，還得為生活奔波，遠沒有現在在國內的講壇上領津貼做課題的專家教授大學者們來得舒適愜意，但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以及西方國家在歷史文化研究上迥異于國內的學術環境，使得他的觀點顯得獨立而睿智。限于有些因素制約及我個人知識上的淺薄，學術上的東西在此就不便提及，但我所要說的是：欲了解黃仁宇，請各位有興趣的朋友重點翻閱他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相信大家會因此而重新解讀中國近現代史，相信大家會由此而重新認識黃仁宇。偉大的歷史，普通的人，原來，歷史會因為這樣的良心學人而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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