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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初心…《我所認識的徐憲平》 |
2025年春，一則“徐憲平被查”的消息震動輿論場。
這位當過農民、知青、工人、高級領導干部，曾力挽狂瀾的改革闖將，突然跌落神壇。在他71歲時或許沒想過，都退休十年了，還是栽倒了！
那個曾經的學者型官員，最終倒在了自己攀爬半生的權力階梯之下。違法違紀必須要嚴懲。
徐憲平，曾任湖南副省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黨組成員。他在當年的“德隆事件”風險處置中還起到了重要作用。很有能力的一個人。從長嶺煉油廠的檢修工人到副部級高官，徐憲平用30年走完了一條典型的寒門逆襲之路。但他忘了“初心”。
知青歲月里磨出的老繭，本應成為抵御誘惑的鎧甲，卻漸漸軟化。徐憲平親手撕碎自己書寫的奮斗史詩。遺憾啊，退休后還是栽在了最熟悉的戰場。
《我所認識的徐憲平》
作者：姚峰，中國上市公司協會原黨委書記、執行副會長，原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長。
徐憲平，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黨組成員，現為國務院參事。可是鮮有人知道，他在當年的“德隆事件”風險處置中還起到了重要作用。
徐憲平是地道的湖南人，也曾是我家鄉的父母官。我是湖南長沙出生，他當過長沙市委、市政府的領導，更當過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領導，說他是父母官，一點不為過。
徐憲平的簡歷并不簡單：1954年10月生，湖南隆回人，1973年3月參加工作，先后當過知青，干過農活，在長嶺煉油廠當過工人，然后從車間團支部書記開始，一路干到共青團湖南省委副書記、黨組成員。在經歷了三年的湖南石油公司總經理的歷練后，開始在多級政府擔任領導職務，先后出任長沙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湖南省計委主任、黨組書記，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長。
徐憲平（左）與作者合影
2009年5月，他上調北京，出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黨組成員。他這次履新，出乎很多人意料。這是在中組部安排下，國家發改委和湖南省政府進行的一次干部“對調”。原國家發改委秘書長韓永文出任湖南省副省長，同時，徐憲平調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在當時看來，這種交流方式還不多，被外界評論為國家加強部委與地方政府領導班子“交流”的信號。果然，此后成為了一種“常態”。
簡要介紹完徐憲平經歷，現在要重點說說我和他的相識過程。說來話長，那是始于“德隆事件”。
2004年4月，曾經是中國最大民營企業的德隆系股票崩盤，導致德隆轟然倒下。德隆由唐氏四兄弟于1986年創建于新疆烏魯木齊。德隆集團鼎盛時，旗下擁有177家子公司、孫公司和19家金融機構，在資本市場興風作浪，號稱“股市第一強莊”。
2000年初，德隆在上海浦東注冊了德隆國際戰略投資有限公司。之后大力推行行業整合，風生水起，一度非常輝煌。但在實施并購過程中，擴張無度，導致最終資金斷裂，陷入財務危機。德隆系旗下老三股（合金投資、湘火炬、新疆屯河）上演：高臺跳水、連續跌停、放量出逃三部曲，直至全面崩盤，并引發市場恐慌，系統性風險陡現（參見《我所認識的莊心一》）。
為防止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國務院成立處置德隆系公司風險專班，證監會參與其中。我當時在廣東證監局任副局長，因為湘火炬和德隆參股的恒信證券在湖南，時任證監會副主席的范福春一句“湘人治湘”的提議，會里就把我緊急抽調出來，派到長沙當現場工作組組長。記得是上午在證監會開完傳達國務院領導指示的工作會議之后，下午我就帶上一個部下劉磊出發了。會里當時交代，作為現場工作組組長，我參與湖南局日常工作，“有臨機決斷之權”。
結緣于德隆風險處置事件
按規矩，到湖南第一站就是拜訪省政府有關領導。和湖南證監局時任局長楊曉嘉等局領導簡單碰頭后，就立即向省政府分管金融和風險處置的副省長徐憲平報到，傳達國務院和證監會有關指示和要求，希望在省政府指導和幫助下盡快開展工作。由此，認識了徐憲平。
初見徐憲平給人的第一印象，中等身材，濃眉大眼，目光深邃，面色冷峻，不怒而威。深入交談下來，感到慈眉善目，和藹可親，與給人外表印象不同。
因為工作關系，在長達8個多月的“現場工作”期間，我多次見到徐憲平。間或我單獨匯報，更多的是出席他召集的省市領導和相關部門參加的專題工作會議。那時處置這類大型風險經驗不多，加之，涉及的錢多人多，情況復雜，社會關注度高，還有各種威脅甚多。我在長沙都沒住家里，而是住在證監局招待所里，怕連累家人。頗有點“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味道。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德隆系湘火炬以及恒信證券、泰陽證券、湘財證券、財富證券等四家證券公司風險處置工作，克服重重困難和矛盾，穩步推進。徐憲平代表省政府親力親為，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善于傾聽各方意見，又重擔當、敢作為，讓我領教不少，受益良多。
在長沙工作8個月后，因為證監會新成立專事證券公司風險處置的辦公室，也因為湖南四家證券公司處置工作已步入正軌，有序開展，證監會黨委把我抽調回“風險辦”工作，我和徐憲平接觸就少多了。
2006年初全國證券公司風險處置工作進入收尾階段，對湖南四家證券公司最終處理方案提上日程。按各公司風險狀況，我們辦公室和現場工作組商量，分別提出處置建議，制定處置預案。對湖南的四家證券公司，我們準備的處置方案是“關三留一”，甚至四家全關也在考慮之中。為慎重起見，會領導決定派我帶隊，帶上我們準備的預案再專程去長沙一趟，與省政府交換意見，形成共識，以便盡快組織實施。
我當時有一種“欽命在身”的感覺，壓力巨大。四家公司存亡系于一身，會領導交代說，這是最后一次與地方政府交換意見，你們工作要細，要認真負責。
處理方案出臺背后的故事
這還有一段“趣聞”，我們在首都機場起飛前，我又接到湖南省委一位領導的電話，他“調侃”了一句我是“欽差大臣”后，就問我下了飛機能否先去他辦公室一趟。因為他是我在財政部綜合計劃司工作時的老同事、老領導，我當然立即答應。
在他辦公室，他先以“老朋友、老同事”身份，給我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湖南這四家證券公司違規挪用社保基金、住房公積金，金額巨大，一旦收不回來，將給湖南經濟、社會穩定造成沖擊，“一大筆錢沒了，一大批干部沒了，大量就業崗位沒了”。
四家公司財務狀況我很清楚，非常理解他的擔憂。聽他這么一說，我壓力更大了。他隨后又安慰我“湖南雖然困難很多，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表態，無論國務院、證監會最后定下什么處置方案，湖南都會克服一切困難堅決執行，保質保量完成任務”。我聽了，心里踏實下來。
正是由于省委、省政府領導，尤其是徐憲平高度重視，能夠結合中央、國務院及證監會處置風險要求，以及湖南當地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上下協調一致。而且徐憲平親自帶隊和我們認真分析、研判每家公司具體情況，每家公司處置方案的利弊，尋求最大公約數，既有利于問題解決，又盡可能減少社會震動，減輕地方政府的壓力，最大限度挽回投資者的損失。經過反復論證、推算，我們逐步達成共識，對處置方案進行優化，從“關三留一”改為“關一留三”。
回京匯報后，此方案先后得到證監會和國務院的認可和批準，并以此執行。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處置方案是完全正確的，經得起歷史檢驗。湖南省政府，在證監會支持下，隨后對泰陽、湘財、財富三家證券公司進行重組，通過股權轉讓、股票出售、債權打包處理、公司上市等一系列資本運作，不但收回了被挪用的社保基金、住房公積金，還“賺”到了一大筆錢，壯大了國有資本，及時兌付了投資者，維護了社會穩定。湖南的處置方案，也成為了證券公司風險處置的一個成功案例。
“老鄉”聚會暢敘友情
湖南證券公司風險得到妥善處理，可以說是領導滿意、群眾滿意、組織滿意、機構滿意，應該為徐憲平的政治生涯加了分。風險處置結束不久，他就晉升為省委常委，從單純的“省政府領導”變為“省委省政府領導”了。
細想下來，徐憲平在“德隆事件”風險處置中所表現出的魄力和能力，正是與他長期在各級政府面對各種困難，以及在企業掌過舵所積累下的經驗、視野和知識結構有關。
我倆因為風險處置工作結緣，進而也成為朋友。他以后每次來京開“兩會”都會專門安排一場“老鄉”聚會，大家暢敘友情。此點，也足見他是一個有情有義之人。
他調國家發改委后，我又到杭州任職，有一段時間未見面了。聽聞徐憲平在2014年12月，干了5年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后退休。2016年8月被聘為國務院參事。當時在人民大會堂，由李克強總理親自頒發聘書。
2020年12月24日，恰逢平安夜。幾位湘籍老友相約到北航“東方紅酒樓”小聚，吃吃家鄉土菜。多年未見，本是十分想念，興高采烈地赴約。沒想到進了房間，居然有意外之喜。不光見到了雖不是湘人，但對湖湘文化很有研究的證監會老領導莊心一同志，還見到了曾經任家鄉父母官的徐憲平。
此番“東方紅酒樓”小聚，當年湖南四家公司風險處置自然是重點話題，而且，莊心一是當年主管證監會風險處置的副主席，徐憲平是湖南省主管副省長，楊曉嘉是湖南當時的證監局局長，我是現場工作組組長，又是風險辦副主任，陳學榮是當時湘財證券董事長。全是當事人，回首往事，感慨良多，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大家共同一點，都很自豪，為自己曾參與了中國資本市場這一偉大“戰役”而自豪，也為自己在各自職責范圍內，為國家做了一些事，做對了一些事，做成了一些事，感到欣慰！
臨別，徐憲平拿出四本書，簽名后送給我們。這是他2020年5月新出版的研究成果：《新基建：數字時代的新結構性力量》。
我回家后，閑來就翻開一讀，很有啟發。對徐憲平也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和認識，他是高官，是學者，更是益友，是大哥！
李嘉誠又被罵，我又想起了胡鞍鋼……
天道忌盈！中國既要馴服權力，更要馴服資本！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同時，應該塑造怎樣的新型生產關系？
巨額貿易順差、外貿數據增長喜人！這暗藏著中國經濟的最大悖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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