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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草根智庫蔡定創：張維迎許小年需要常識

2016/9/27 17:15:03

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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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樓

草根智庫蔡定創：張維迎許小年需要常識

     最近看了一些如《關于張維迎和林毅夫的辯論》、《許小年：中國經濟學界不缺理論不缺數據，缺常識》這一類的文章，談點我的看法。

     張維迎和許小年都是哈耶克理論的信徒，屬于新自由主義理論學派的人物，崇尚資本自由，反對政府干涉。張維迎在上個月舉行的中國企業家論壇峰會上發表演講，主張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張認為，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是豪賭，不搞砸絕不罷手。之后，林毅夫發表文章，觀點針鋒相對地認為，經濟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有為的政府”必不可缺。

     許小年教授在《中國經濟學界不缺理論不缺數據，缺常識》一文中則認為“學界缺少四大常識”。1.中央銀行印鈔票不能創造價值；2.財政部門不創造價值；3.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場高；4.經濟增長不可能依靠宏觀政策來實現。還認為，“政府干預沒有政府理論”。

     張維迎教授的文章我也看過一些。有幾次在微信中看到轉發來的張維迎的文章時，就特別感覺張的文章缺乏基本的理論邏輯，這哪像一個大牌教授的文章，如果上面沒有名字，這樣的文章看三行就看到概念應用上的錯誤，簡直是不忍卒讀。就像那個小學生作文，可以由“媽媽如果不給我買好吃的”，推導出“地球將會毀滅”這一類如同神一樣的邏輯。

     比如就以這一篇張維迎與林毅夫關于政策產業政策的爭論，張舉出豐富的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來否定產業政策，但是，張不明白，產業政策是寬泛的概念，有著很寬的內容，在某些方面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這都是執行的結果上的好壞，這與要不要產業政策、要不要政府宏觀調控與政策干涉，是屬于完全不同層次上的概念。這就好像人要不要吃飯，你舉出大量的因吃飯而帶來負面因素，因此結論人不能吃飯一樣，在邏輯上是十分荒謬的。當然，像吃飯這樣的常識問題大家都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不可能被張教授忽悠，因為不吃飯就會死掉，這太常識了。但是在經濟學上，特別是宏觀經濟學上，因為遠離常識，人們就很難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時候就必須運用理論邏輯的能力。

     西方宏觀經濟學只不過是個表面現象經濟學。要證明某一理論觀點，大家都只是停留在列舉表面現象上的例子，或者是經驗性數據。任何一個事物都可以舉正面與反面的表面現象上的事例來證明，即使是極端也能舉出來。而任何一個事物，都會有各種表現，包括正面的與反面的。所以，表面現象是無法證明事物本身應不應該存在的。而且在宏觀經濟中，表面現象與事物的內在邏輯往往相距十萬八千里。

     關于許小年教授的《中國經濟學界不缺理論不缺數據，缺常識》文章，在我看來，其實缺常識的正是許小年自己，他不自知而已。

     他也對他的知識陳舊過時而不自知，因為，1.貨幣不是中性的，正確的信用貨幣發行制度與正確的貨幣政策運用，都能創造價值。2.財政部門不創造價值的觀點也是十分錯誤的，政府在社會資本生產中本身就是價值生產的主體，這里的政府就包括了財政部門。而且財政部門對國債貨幣的發行，對國債的正確運用，都能創造巨大的社會財富。3.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與市場配置資源，都是不可或缺的。4.國家經濟要想獲得高增長，必要有依靠正確的宏觀政策來實現。經濟危機也需要宏觀政策來應對與解救。

     許小年教授還認為：“政府干預沒有政府理論”。上面我已提到，社會資本生產理論就是屬于“政府理論”的范疇。因為在社會資本價值生產中，政府是生產的主體。

     隨便列舉一下解決常識問題：

     美國政府不干涉經濟嗎？奧巴馬政府的國內重建產業化、組織TPP、參加各種諸如G20會議、亞太經合會議，等等，這些行動難道不是政府參與組織與干涉經濟？法國總統奧朗德，從去年以來大力地組織大上高科技研究項目，以解決頭痛不已的高失業問題，這難道不是政府干涉經濟？還有日本、德國等等……要舉出各國政府干涉經濟，并通過干涉使得經濟走出危機，獲得增長的例子舉不勝舉。

     就我估計，許小年教授也好、張維迎教授也好，大多自恃是留學西方的經濟學者，有一種無知的傲慢，通過全面地揭示社會價值生產過程與經濟運行規律，會證明他們所學所懂得的那點可憐的知識完全站不住腳。整個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都陷入崩潰，何況中國的西經教條主義者

     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已經壟斷了三十多年的各種講壇，當前，經濟學界的學術權威與權力者，絕大多數人都是西方經濟學者。西方學術刊物與學術評價標準，也都為清一色的西經學者。所以，在中國經濟學界造就了一批比西方更為西方經濟學的，被西經洗腦的一代人，將會使中國一代人在經濟學方面缺乏理論邏輯思維能力。

     中國三十年來清一色的西方經濟學教育，出了一批像許教授這樣的遠離現實、遠離客觀的，只會背背西方經濟學的教條這種毫無用途的東東，是他們自己已經嚴重缺乏常識，缺乏對客觀現實的經濟學思維的頭腦。很多從事實際經濟工作的人，往往一方面切身感受到，學校中所學的經濟學知識是毫無用處，另一方面則鄙視那些西方經濟學家。馬云就公開鄙視這一類的經濟學家。中國的經濟學家在老百姓中名聲不好也就由此而來。
     （想到了當年的王明、博古、李德，而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內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光輝典范。正是因為毛的堅決抵制、堅決反對，才使得革命形勢得到挽救。）

     不要再沉湎于西方宏觀經濟學這種西方都已被拋棄的理論中不能自拔。諾獎獲得者科斯早已將西方宏觀經濟學定性為“飄在空中的學問”。同樣，同為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教授則將其定性為“毫無用途的學問”。特別是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毫無用途的西方宏觀經濟學，也已經被世界各國政府所拋棄。連這些都看不到才是真正的缺乏常識。

     林毅夫張維迎在爭論什么？

     當過官和沒當過官的經濟學家，區別在哪?

     國務院研究室主任\河南省委書記謝伏瞻：現代市場經濟的五大特征！

     羅思義：林張之爭中張維迎對英美歷史有誤讀

     產業升級：不予西方活路的中國

2016/9/27 17: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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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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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樓

張維迎和許小年錯在哪里

     《蔡歷：當代斯密主義者錯在哪里？》
     本文章來源于2009年03月28日證券時報第4版

     在金融危機暴發和深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開始遭遇質疑、批判和反思理所當然。然而也有一些學者拒絕這樣的反思，他們堅稱新自由主義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我們偏離了它。這一論調的國內代表人物是張維迎和許小年，國際代表人物則是目前唯一的亞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

     不久前張維迎發表題為《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的文章稱，本次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所以解決之道就是打破一切干擾因素，回歸純粹的自由主義，尤其是奧地利學派;阿瑪蒂亞·森則在名為《重讀亞當·斯密：我們不需要新資本主義》文章中寫道，造成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失信和欺詐問題，《國富論》早已明確指出，我們只是沒有讀透亞當斯密，沒有按他說的做而已。

     斯密理論的基本假設

     在西方經濟理論史中，無論自1980年代以來興起的新自由主義，還是自1770年代以來由亞當·斯密所開創的古典自由主義，其內核都是亞當·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

     任何一種偉大的經濟理論都是為解釋和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而提出，其基本假設是以當時的社會和自然環境為基礎的。一旦環境發生了變化，不再支持以前的一些基本假設，這套理論便會失效。

     對于經濟理論，重要的事情不是學習這個理論本身，而是要弄明白它成立的局限，它的前提假設，弄明白這些假設在什么樣的環境中存在。要牢牢記住，社會和自然環境會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如果不明白這一層，而機械照搬書本，對個人來說，會令學業誤入歧途;對國家和社會來說，則會引致禍患。這正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名聲狼籍的原因，也是俄羅斯經濟1990年代一度崩潰的原因，是中國改革問題重重的原因。

     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有兩個核心假設。一是，個人追求私利的經濟活動有益于整體社會福利的增進;二是，憑借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一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可以永遠持續。前者在《國富論》里有明確指出，后者是一種隱含假設。唯有在這兩個假設都滿足的前提下，自由放任的推行才具備合理性。如果個人追求私利的經濟活動有損于社會，那么，就不能放任個人的這些活動，應該加以管制。

     歷經近兩個半世紀的演變之后，如今我們所處的環境與亞當·斯密時代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使得這兩個核心假設都已經失去成立基礎。

     第一個核心假設已不成立

     “個人追求私利的經濟活動有益于整體社會福利的增進”，這一假設成立要具備兩個要素：一是經濟行為主體的博弈能力基本均衡，二是生產活動對自然環境不產生不利影響。只有在雙方博弈能力基本均衡的狀態下，所達成的交易才是對雙方都有利的。如果，一方太強，另一方太弱，交易將會在弱勢一方利益受損的被迫狀態下進行，可能不僅不增加整體社會福利，反而會降低。同時，只有在生產活動對自然環境不產生不利影響下，人們才不會隨經濟的發展而增加環境污染之苦，降低生活質量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斯密時代依然是一個手工作坊時代，大規模的工業化尚未出現，上述兩個要素完全具備。

     但是，隨著機器化大生產的推進，信息和交通技術的進步，市場的半徑逐漸擴大，直至現在覆蓋整個世界，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的博弈能力開始并加速分化，生產活動對自然環境產生的不利影響也愈發明顯。

     博弈能力的分化首先表現在勞資雙方之間，這個早已為馬克思所批判。后來生產者之間的分化也開始明顯，出現了市場壟斷操縱者，這也加劇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分化。現在博弈能力的分化則又有新的表現形式，勞資分化、生產者分化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加劇。生產者間的分化更突出表現在全球化產業鏈的不同位置之間，一個全球化的商業等級統治結構已經形成。在公司內部，高管的博弈能力變得異常強大。在美國，公司高管和普通員工所獲薪酬的差異幾十年來不斷穩步擴大,在2007年其平均值估計高達275倍。甚至在金融危機時期，高管居然可以將政府救助資金以獎金的名義占為己有。這一系列的博弈能力分化，都是斯密本人難以想象的。

     事實上，《國富論》的核心就在于對干預普通個人經濟活動自由的強權、特權進行批判，只是在斯密時代，這些強權、特權更多地來自政府，所以他便將矛頭指向了當時政府的重商主義政策。但是歷經200多年的發展后，干預普通個人經濟活動自由的特權已經更多地不是來自政府了，而是來自市場本身，來自市場中擁有強權和特權的人。

     隨著技術的進步，尤其是近期以來的信息技術的進步，人類的生產能力與斯密時代相比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大自然早已屈服和抽搐于人類擴張的沖動之下，現在的自然早不是斯密時代的那個自然。人類生產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對水、空氣等的污染上，更重要的是使的整個生態系統都在發生改變。

     社會和自然環境的變化，使得“個人追求私利的經濟活動有益于整體社會福利的增進”已經失去了成立基礎。我們應該重新審視亞當·斯密之前的那些爭論。


     第二個核心假設也已不成立

     要使“一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可以永遠持續”成立，須保證經濟活動免受兩個制約，一是有效需求的制約，二是資源和環境的制約。在斯密時代，這二者均不存在，但是在當今時代這兩個制約都已經非常突出。

     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經濟危機，在亞當·斯密時代是不存在的。有三個方面原因，一是那時的總體生產能力很弱，尚處于短缺經濟時代。二是那時候全世界尚處于市場化的起步階段，除西歐的極少部分區域外，整個世界的絕大部分依然處于自然經濟狀態，后者為前者提供近乎無限大的外部需求。三是，大規模的企業在斯密時代尚不存在，作坊內的收入分配差距相對是很小的。

     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早在馬克思及凱恩斯的時代已經很突出了，這兩位也都對亞當·斯密主義進行了大規模修正。馬克思將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歸因于以追求“剩余價值”為目的的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所致。凱恩斯則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費需求和投資均出現不足的結果。收入分配不均實質上也是上文所闡述的經濟行為主體博弈能力分化加劇的一個表現和結果。今天的有效需求不足不僅遠遠超越斯密時代。

     同時，人類生產能力有了質的飛躍，由斯密時代資源相對于生產能力是無限的轉變為生產能力相對于資源是無限的。

     在當今的經濟環境中，有效需求和資源約束均已出現，亞當·斯密的經濟可持續假設的兩個支柱都已崩潰。然而如張維迎、許小年等當代亞當·斯密主義者，無視200多年來世界經濟環境的所發生的這些根本性的改變，而一味堅守亞當·斯密當年所提出的觀點，這無異于刻舟求劍，也是一種新教條主義。


     如何看待：證監會扶貧開辟IPO綠色通道，發表觀點

     產業升級：不予西方活路的中國

     戰略，切不可被當前利益淹沒

     貧窮，是因為窮人不努力嗎？

     清華大學中國大宗商品高級研修班

     清華大學資本戰略與投融資創新高級研修班

2016/9/27 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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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樓

為四萬億正名，人不能被尿給憋死了！

     四萬億政策，是近幾年來在中國媒體上被嚴重污名化的一個名詞。這種污名化，給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制造了巨大的阻礙，也給從政治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在內的相當大一部分中國人造成了某種“倒懸之苦”。可以說，如果不能為四萬億正名，不能正確分析四萬億的得與失，那么中國共產黨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就是空中樓閣，無從談起。


     為了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先從一個基礎的概念說起：國家控制人民幣發行的意義。

     簡單點說，我們把發展實體經濟想象成是種莊稼。
     農民怎么樣才能種好莊稼呢？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要有良好的水利設施，可以在干旱時給田地供水，洪澇時給田地排水，這樣農民就不用看天吃飯。

     國家控制人民幣的發行就等于國家控制了良好的水利設施，就等于國家可以配合經濟規模的擴大提供貨幣供給，不至于經濟因為貨幣短缺而陷入通貨緊縮。通貨膨脹時財政部和央行也可以通過銷毀手中的部分貨幣來調節物價。

     當然，擴大的經濟規模需要擴大的貨幣供給，反過來不等于說一個國家擴大了貨幣供給，它的經濟規模就會相應擴大。操作得不好，就會變成津巴布韋的惡性通貨膨脹。


     很幸運地，經過中國人幾十年的奮斗，中國經濟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其他因素都已經具備了，只要以實體經濟為抓手，相應增加貨幣供給，經濟規模就會繼續擴大和升級。

     為什么呢？因為中國已經有了規模最龐大的理工人才儲備、有了世界上最龐大的有組織有紀律的勞工群體、有了全世界最全的工業產業鏈、有了全世界產量最高的制造業規模，有了廣闊的經濟縱深、有急需繼續工業化和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的中西部、有高效的政府遏制金融資本的投機食利沖動。有人，有技術，有產業，有需求，有高效的政府，經濟發展需要的所有要素中，缺的就是貨幣供給，只要印錢就行了。對于其他國家來說，這是多么令人羨慕的狀態。（當然印錢得有抓手：高鐵，大飛機，芯片，中西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基礎科研投資等等都可以成為印錢的抓手）


     正因為如此，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的四萬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過去中國經濟模式是生產貨物出口換美元，美元再換成人民幣，以此推動經濟發展。只不過在這種模式下一旦過了某個臨界點，美元就成了花不出去的廢紙（甚至是負擔）。既然美元是花不出去的廢紙，中國把貨物運到美國、與直接把貨物倒入太平洋，然后央行發行等量貨幣（甚至連倒貨這個步驟都可以省了~直接印錢），效果不是一樣甚至更好？四萬億起的就是這個效果。


     四萬億使中國經濟體得到了急缺的貨幣流動性的同時，又省去了出口貨物的步驟（實際上就是向美國交高額的鑄幣稅）。四萬億實施的那幾年，是中國勞動人民相對輕松的幾年，因為賺錢相對容易的同時又不用向美國交實物稅了。


     四萬億太成功了，效果好得出奇，在歐美哀鴻遍野的同時期~卻讓中國欣欣向榮。一方面使中國和美國的GDP總量差距大大減少，另一方面還為中國攢下了以高鐵為代表的各項寶貴產業。國外的敵人和國內的恨國者驚恐交加，必須忽悠著中國往四萬億的反方向走，讓中國采取緊縮政策，什么“反對投資拉動~消費拉動經濟才更健康”，“要經濟質量不要速度”等借口都冒出來了，很不幸后來中國真的上當了這就是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的原因。（看看經濟學教科書，哪里有講投資不如消費？哪里有講經濟質量應優先經濟增速？發展才是硬道理啊！）


     中國經濟膚淺派不懂，或者不愿意面對經濟問題的真實原因，在面臨經濟乏力的問題時，病急亂投醫地撿起充滿虛假道德光環的減稅政策：如果中國經濟的問題是在稅負上，那么在同樣的稅負水平下，過去二十年中國為什么能一步步地成長為世界第一工業國呢？經濟為什么能達到兩位數增長呢？減稅無非是對里根經濟學涓滴效應理論的拙劣模仿。


     國家明明已經掌握了良好的水利設施了，卻因為經濟思想上被忽悠了，結果功能發揮不出來，這實在是件荒唐的事。


     中國政府有能力印鈔搞建設，中國人民也有這個需求。一方有能力，一方有需求，擋在中間的就是有人腦子被忽悠了轉不過圈來。替中國做經濟決策的膚淺派們，似乎對外界質疑中國經濟每年10%以上的GDP增速所謂“低質量”開始認同，開始厭惡這樣的增長……有的人非得腰斬這個速度他們心里才認為合理、才舒服。


     還有人說四萬億導致房價高漲老百姓買不起房，這也是一種偏頗之見。2009年之后，中國的城市化率一直在穩步上升，從49%升到60%，整體上是老百姓變得富裕了，在城市買房相對容易了（比之前）更多的人搬到了城市里居住。買房相對變困難的是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這是因為資本自動會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流向北上廣的資本變多了，而北上廣地方政府由于懼怕大城市病以及房產稅缺失等原因，提供住宅用地的動力不足。一方面是錢流向了北上廣，一方面是住宅用地沒跟上，這才導致了這些地方房價高漲，物以稀為貴嘛。同樣是四萬億的背景下，鶴崗之類的房價不漲還跌了呢。

     經濟出現下滑疲軟時，尤其是全球性經濟危機，也是用基礎設施的投資作為緩周期措施最好的時候，但由于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低，如果政府不做，企業是更加不會做的。
     另外，基礎設施回報的計算里面，它的外部貢獻是沒有辦法計算數字進去的，比如政府投資把道路搞好了，民營經濟在路上的時間短了、損耗也小了、還帶動沿線產業。

     總之，不能僅僅為了不讓北上廣的房價漲，就妖魔化四萬億，阻滯中國的經濟增長，這本身不是四萬億的錯。
     繼續妖魔化四萬億，繼續指望“消費和減稅”拉動經濟，那真的是因噎廢食，活人要被尿給憋死了。


     ====分割線==== 以下是問答環節：

     網友：精準扶貧，降低個人所得稅，給退休人員漲工資，大力興辦公立幼兒園，入園免費，這些實施起來，會比四萬億效果更好。

     軒轅劍木屋：有四萬億你說的這些屬于錦上添花，沒有四萬億那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信你去1644年和崇禎說這些，猜他會拿什么眼神看你。崇禎接手的大明也是外貿斷崖式下跌，和2008年的中國一樣。



     網友：崇禎要是肯把自己私庫的銀子拿出來流通，培養出忠于自己的勢力，逼王公大臣把銀子拿出來賑災養兵，他就不至于國破家亡了。四萬億一大部分變成灰色收入沉淀或流出國門，根本沒形成有效資金循環，所形成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負擔，銀行的壞賬風險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消解。

     軒轅劍木屋：我好像確實在哪看到過說崇禎自殺后，李自成進北京城~從崇禎私庫里搜出兩千萬兩白銀之類的謠言。人家崇禎是傻，但還不至于傻到這種程度好吧。。至于你說的其他內容，都是些自媒體流出的對四萬億吹毛求疵的理由。四萬億里有沒有變成灰色收入或流出國門的？或許有，但占比不會多，天底下哪有“萬無一失”的事。可四萬億如果是門票的話，光是一個高鐵就值回票錢了。高鐵極大方便了老百姓出行的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在平臺上的巨大升級，是相對海權的陸權回歸。其他的還有GDP總量從美國的零頭追到超過美國一半，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汽車產量從幾百萬升級到世界第一的兩千萬量級；對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消費補貼，四川地震災區的重建等等等等，四萬億帶來的影響，其主流是巨大的成就，而不是什么灰色收入或流出國門。
     至于地方政府債務，這屬于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放不開，導致四萬億里直接印鈔的比例比較低：其實這有點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意思，其原因可能是中國政府對國M黨的金圓劵和八十年代末的通脹仍然有極深的心理陰影。問題是，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解放前或者八十年代的中國了，現在的中國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制造業產能和基建能力（把礦石挖出來~生產成水泥~再鋪成公路，這都需要天量的貨幣增值計價）。中國政府應該試想一下，如果沒有2008年的金融危機，沒有外貿斷崖式下跌的話，中國還是以美元為錨，向經濟體里注入新增（匯率計價）貨幣推動經濟發展。可既然廢紙美元都可以當作印鈔的錨，那么中國人民實實在在的實物生產能力，中國企業實實在在的基建狂魔能力，為什么就不能當作印鈔的錨？

     說到底，對四萬億是一棒打死完全否定，還是肯定之余總結不足，這涉及到一個大問題，一個對于中國來說最大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有沒有能力主動印鈔搞建設”？而這個問題，在性質上和“中國共產黨能不能治理好中國”以及“中國人能不能自己治理好中國”是一回事。

     某些專家對四萬億的全面否定，本質上就是對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全面否定，這和張維迎之類的“經濟學家”喊的全面私有化口號在性質上是一樣的。

     黨對金融工作的絕對領導，對基礎貨幣發行與回收工作的絕對領導，這才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特征，企業的所有制還要排在第二位。

     如果中國共產黨認為自己不能，也不應該主動印鈔搞建設，那么它就不能推動生產力的繼續進步，不能代表先進的文化和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資格繼續在中國執政。只不過這樣一來，中國政府就會從無限責任政府，變成無人負責的有限責任政府。學西方弄個多黨競爭，讓國際金融資本在背后垂簾聽政，本質上這等于說中國人不能自己治理中國。

     因此，中國共產黨能不能主動印鈔搞建設，中國共產黨有沒有資格執政中國，中國人能不能自己治理好中國，對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說，這個三位一體問題的答案只能是：能。

     沒有別的選擇。

     只不過，從四萬億中直接印鈔比例的偏低，到民間至今仍有巨大影響力的崇洋媚外思想，不得不承認在這些問題上中國人的自信心還是不太足夠的。（邏輯很簡單：把物美價廉的中國貨賣給發達國家換美元~才是高尚的）


     過去幾年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實際上就是對四萬億的全面否定，這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執政合法性，在最大的問題上犯錯了。于是乎，中國政府不得不在其他一些細枝末節的地方全面找補，做一些無用功甚至是反效果的事。


     杜建國：“去杠桿”，實際上早在妖魔化四萬億之后就成為政治正確了，一直推行至今。2010年四季度，開始緊縮，即去杠桿。2012年之后，也是大搞去杠桿，如13年6月鬧出了錢荒，嚇傻了。14年底，不得不降準降息即加杠桿。15年春天后，思路其實仍舊是一樣的，甚至有過之無不及，把去杠桿當作了經濟工作的核心。結果16年，就不得不適度“加杠桿”，樓某偉出來打圓場說這是“地方去杠桿、中央加杠桿”。直到今夏，終于承認去杠桿行不通了，明確改口為穩杠桿。將近八年來，去杠桿早已反復被證明是錯誤的了，但是，一直沒有被明確地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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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全國大罷工背后：難啃的法國養老金多軌制

2019/12/10 13: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