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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最惡劣形勢,中國怎么辦? |
當前中國面臨的內外部形勢,包括經濟增速、西方圍剿、供應鏈外遷和社會預期等四個方面的變化,是三、四十年來“前所未有”的,需要我們保持高度戰略警覺。
1、中國年度、季度經濟增量低于美國,這是40年來從未有過的現象。
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與美國差距逐步減少,但近年來中美GDP總量全球占比不斷拉大。數據顯示,2021年中美GDP差距為5.2萬億美元,中國GDP比美國GDP約77%,達到歷史高點;2022年中美GDP差距擴大至7.47萬億美元,中國GDP占比美國GDP約70%。2023年中國GDP僅相當于美國的65%,與2021年77%,2022年70%的占比相比,差距反而進一步擴大了……這是自1976年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
(美國GDP增長數據與美國GDP算法、高通脹等有直接關系,這是另外的話題。)
2、中國產業鏈和供應鏈向海外轉移的苗頭已出現,這是40年來從未有過的現象。
生產供應鏈的進出本屬正常商業現象,以往總體趨勢是外國向中國轉移、中國東部向西部轉移。近年來,總體趨勢卻變成中國向印度、越南甚至美國轉移。
2015-202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保持上漲,但在世界對外直接投資(FDI)總額中的占比從2020年的14.5%降至2021年的10.5%,中國新增外國投資的增速相比世界總額有相當大的減緩。
輿論報道的中國產業鏈外遷的事例越來越多,例如耐克產線遷至越南,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廠,戴爾不再使用中國造芯片并揚言外遷,雷諾、菲亞特、Jeep、謳歌、三菱、斯柯達…眾多外國汽車品牌相繼退出中國。
一些外資品牌退出中國市場,可能由多種因素驅動比如:企業全球戰略調整、中國市場競爭加劇、成本控制(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等)、供應鏈管理、消費者需求變化、政策環境變化等。盡管中國仍是全球產業鏈最完備的國家,但大量產業鏈外遷的新聞出現是40多年來未見的。
3、美國聯合西方對“中國威脅”的政治共識及打壓行動出現,是40年來從未有過的現象。
2018年7月在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對約55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開啟了美中貿易戰。2022年烏克蘭危機后,北約從“腦死亡”中復活,并且多次在政治聲明中提及中國。俄烏沖突第2天,美國動員西方30多國統一發表聲明制裁俄羅斯,并譴責中國不配合對俄制裁,把中國塑造成與西方集體抗衡著。近年來,五眼聯盟、四國機制、AUKUS、第一島鏈軍事聯盟、IPEF等,全面布局圍堵遏制中國的完整架勢已呈現。
這些四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情形,
有些是客觀存在的,但并非完全負面,如產業鏈外遷,也折射了中國國內品牌的競爭力變強;
有些則是外部干擾塑造的,比如,不斷有西方媒體、智庫、商會發聲,威脅外國投資撤出,制造中國經濟恐慌;
還有些則是社交媒體中渲染西方生活、暗諷中國輿情暗潮涌動造成的;
有些則是我們沒有采取足夠的對沖手段而形成的。
中國的發展速度與盛況有目共睹,世所公認,然而更進一步的關鍵“瓶頸”并未得到真正突破。高新科技發展被“卡脖子”、思想觀念沖突被“卡腦子”、國際話語權被“卡嗓子”的現象,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完全解決。
中國社會需要客觀直面美國將衰未衰、必頹未頹的基本事實。西方崛起須耗時百年以上,西方衰落也絕非數年之功。
中國社會需要有底線地防范最壞、最惡劣場景發生的心理準備。
過去30多年來,中國人基本沒有經歷金融風暴、沒有遭遇戰爭洗禮、沒有蒙受巨災沖擊,對未來充滿著樂觀情緒,對西方文明充滿著“友善的想象”。
事實上,從美西方在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場的屠殺、搶掠、虐囚現象看,西方的野蠻與無底線仍是18、19世紀時列強的殖民本色,只是中國崛起遏制了其“野蠻在中國暴露”的可能性。西方對2022年俄羅斯的全面絞殺,充分說明了大國爭斗的殘酷與無情。
近年來,為捍衛西方優勢與美國霸權,不少西方右翼學者與媒體的聲明更是非常極端,如對華實現“焦土戰略”“中國人不配享受優質生活”等。
可以想象,一旦中國與美西方最后攤牌,一定會有比制裁俄羅斯更狠的招數,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想和平崛起,是中國人最良好的心愿,但一旦和平前景無望,中國社會要防范與加緊準備預案。
中國怎么辦?
第一,仍然要聚焦如何做大經濟“蛋糕”上來。
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左右,人均GDP不到美國的1/6,說明中國經濟體量仍然遠遠不夠。底層民眾仍然較多、中產階級群體不夠強,“富起來”的人還遠遠不足!耙越洕ㄔO為中心”的大戰略仍然要占據中國發展戰略的主軸。
同時,要避免在“做蛋糕”還不夠大的同時,將“分蛋糕”的公平機制忽視,而耽誤將蛋糕做大的精力,是當前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
第二,激勵與優惠措施的優化與落實情況。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前仆后繼的代代新人。
老一輩革命者充滿理想,為理想奮斗值得敬佩,新中國成立后,授銜授勛。
改革開放需要先行先試,鼓勵一部分人先致富帶后富。
可見,解決“挨打”、“挨餓”既需要精神激勵,也需要物質激勵。
解決“挨罵”實現民族復興,同樣也需要精神與物質相結合。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近年來中央召開人才、科技、教育、外事等多輪工作會議,但如何讓各項政策落實到位,激勵普及更多貢獻者,直接關切到黨的聲譽與政府權威。建議就此可從退稅、優惠貸款、個人升遷、獎勵、榮譽、子女待遇等各個方面推出各項獎勵措施,盡可能地激勵真正為民族復興做出真正貢獻的人。
第三,切實推出各類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扶持和推動中國中產階層。
近年來中國對低收入人群的幫扶有目共睹,精準扶貧的成效更是贏得全世界贊揚。如果說低收入人群是民族復興大廈的底座,那么,中產階層就是大廈的樓身。沒有對城市中產階層的扶持,復興大廈的高度必然受限。
當前中國人口增速減緩,老齡化加劇,經濟增長乏力,大中城市的生活與運行成本過高,稅費偏高、房租房價奇高、育兒教育成本畸高,這些成本多數由中產階層來承擔,導致出生率偏低,幸福感走弱,民族復興的預期下行。
一個成熟的全球大國,一定是中產階層居多的國家,推出更多對中產階層的友好政策,是當前的迫切之需。
第四,保持相對穩定的對美、對歐關系,仍是民族復興偉業的基礎外部環境。
直面美西方將衰未衰、中國將超未超的現實,大國博弈既要合理斗爭、又要斗中求穩,既不逞強也不示弱。如同兩位高手下棋,不能一“棋”不合就直接拳打腳踢,也不必一“棋”失誤就自暴自棄。相信中國智慧,智斗、纏斗遠勝蠻斗、亂斗。
目前中國與西方的相處方式,最應該使用的姿態是,政治上保持戰略定力、經濟上保持正常貿易、外交上保持斗而不破、社會上保持正常交往、文化上保持開放自信、生活上保持寬松平和。
總之,面對三四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復雜和艱難的內外形勢,我們必須直面許多長期以來未曾面對的問題,更應該關注如何做好自己、發展自己、和解自己。相信隨著一批批政策推出后,中國社會對于國家崛起的激情會逐漸復燃,并隨著困難克服、陷阱跨越,民族復興、大國崛起必然不可阻擋。
(作者: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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