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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幣的來歷！翟東升：我是最早批判“去杠桿”概念的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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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學翟東升教授在節目中講解“去杠桿”問題，并對于各國債務問題和中國自身地方債問題進行科普和解讀。
很多同學應該經常聽到“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再創歷史新高”、“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等這些概念和說法，到底啥意思？應該怎么理解？翟老師就等于為我們做了一次解讀。
翟東升教授說：華爾街金融大佬們一方面把杠桿用到極致，另一方面又告訴全世界說債務是一種罪，杠桿的風險很大主張大家要控制杠桿率，甚至鼓吹要去杠桿。只有當別人不敢用杠桿，而他們自己能用足杠桿的時候，他們手中的資金和金融牌照才能變得值錢。近年來，在中國傳播這種思想最得力的是美國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里歐（Ray Dalio）我是國內最早知道“去杠桿”這個說法及他的邏輯的人之一，當時我覺得去杠桿挺有道理的，本質是用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兒、動用的資金超出自己的本金，這當然有風險，杠桿率大風險就大。但后來我發現這個去杠桿理論有問題，很可能是胡扯！我也是最早開始批判他的錯誤思想的少數人之一。
那么RayDalio講的去杠桿是什么呢？是國家債務除以GDP這樣一個比例，這個比例他認為第一不能太高，第二不能上升速度太快，否則經濟就會出現崩塌。
2012年我當時帶的世界經濟專業的一個碩士生，他寫的碩士論文選題就是我指定的，“研究RayDalio的去杠桿概念在中國的適用性”研究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率的問題。到了2014年他考上了另外一位名博導的博士，他想再繼續寫這個課題，我告訴他打住。因為經過了兩年的進一步的思考觀察和研究，我開始意識到RayDalio恐怕是在胡扯。
【我發現，去杠桿的概念邏輯是錯的！】
債務除以GDP這樣一個去杠桿的邏輯，我意識到它是錯的。首先第一點，大家仔細想想這個公式，債務除以GDP，能不能說明問題？債務是個存量概念，GDP是個流-量概念，用存量除以流-量，不是一回事兒，能不能得出一個有意義的結論？這可能有點抽象，我舉個例子：假設你是銀行放款的人，現在有兩個企業向你申請借款，你的額度是有限的，你要判斷誰的風險更大。你現在把這兩個申請貸款的企業的債務，總債務除以它們各自的銷售額，能不能幫助你判斷哪個企業風險更高？哪個企業風險更低？大家仔細想想這個問題。這個指標是不對的，為什么？我舉個例子，比如說京東和字節跳動，假如這兩家企業的債務差不多，但是銷售額來講，京東肯定比字節跳動大，但問題是誰掙錢？京東到目前為止他的公司穩定地賠錢，每個季度地報表少有盈利的。但是張一鳴的字節跳動公司它是很掙錢的，他今年1000億的銷售額中間主要就是廣告費，廣告成本他連廣告都不用拍的（是頁面展示費、排名費）。所以字節跳動公司銷售額雖然明顯小于京東，但是他的利潤遠遠高于京東，那么你放款的時候哪個風險更低？顯而易見的事情。當你討論國家的時候，債務除以GDP這個指標，本身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那么我們在做實證的研究，我把全球的債務除以GDP的變化都捋了一遍之后，發現它跟全球各個經濟體它后來的危機沒有明確的相關性。比如日本，日本中央政府的債務率除以GDP的比例，最高峰達到270%左右，長期超過200%，它有危機嗎？沒有危機。這些年凡是做空日元，做空日債的，基本上都賠錢。不是日本政府想要跟你唱對臺戲，然后特意來打擊你，不是的。你做空日元，日元匯率貶值，這不是有利于它的出口經濟嗎？市場內在的力量會教訓這么干的對沖基金經理。同樣歐洲的債務率都是60%—180%之間，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率達到GDP的107%左右，他們的債務都沒問題，全球投資者繼續蜂擁持有它們的債。其實是沒有別的辦法，不得不持有這些債。
【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美債好就好在：不用還！】
我們看看在過去的后布雷頓森林體系里邊，凡是經濟金融銀行體系、匯率體系崩盤的，往往它的債務率是不高的，25%，30%，40%，非常低，但崩盤了。為什么債務率低的有風險，債務率高的反而安如泰山？原理何在？我通過研究發現，什么債務的絕對值、債務率比例、債務率的變化率，這都不具有預測意義。唯一具有非常明確預測意義的是什么呢？是債務的Denominate Currency，定價貨幣。
舉個例子，比如說我要向你買個手機，這個手機你賣多少錢？你說賣3000塊錢。那我現在沒錢，但我可以創造一種債務，我發行一個“翟幣”，拿這張紙印上我的頭像寫上3000元，我來買你這個手機，你說你沒聽說過我這個翟幣，我說（美國：我是央行行長、我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房產、我兒子是警察局長，我信用足夠好）如果用翟幣這個債權債務關系來購買你的手機，你說要多少錢？你咬咬牙10萬翟幣。行，我寫上10萬，頭像印上去，買你這個手機。手機這個實實在在的財物，我享受到了，你持有對我的債權10萬“翟幣”。一年期到，你跟我說翟老師還錢，你欠我10萬翟幣。我會不會破產？我是不是需要不得不節衣縮食，省出價值這個手機的錢來還你？根本不需要，為什么？假如說10%的年利息，我只需要再印1萬翟幣交給你，11萬�？梢詿o窮無盡創造的（只要我還是行長、我兒子還是警察）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真相。
格林斯潘先生他退休之前在國會作證，許多政客們不懂，都質問他，說我們欠了中國人，欠了日本人，欠了沙特人那么多錢，我們還不起，以后他們逼債怎么辦？我們的孩子豈不是要節衣縮食，我們的孩子是不是要變貧困？格林斯潘說了半天原理他們聽不懂，最后格林斯潘急了，說了一個大白話，大實話，他說女士們，先生們，你們不要瞎操心了，這些錢我們永遠不用還，為什么？因為這個Denominate Currency定價貨幣是我的貨幣。所以美國有位著名的財長說：It's my money, your problem，這是我們的錢，但是你們的問題。原理就在這。
所以債務對于宏觀風險來講，真正重要的是它的定價貨幣。如果你不探討說它借的是本幣債還是外幣債，拋開了這個前提，這個隱藏的重要前提，籠統的算數字那就是耍流氓。
【翟東升：本幣債和外幣債是有本質區別的】
本幣債和外幣債是有本質區別的，如果我發行的是“翟幣”，我自己印的紙片，然后用這種紙片來跟你形成債權債務關系，本質上并沒有形成我對你的債務。其實它的本質是什么？它是一種稅收，是我向愿意持有我的本幣計價的債務的人征收的一種隱形的稅收（鑄幣稅）。
外幣債的負擔是一種確實的風險，但本幣債的風險要小得多。原因何在呢？我們要還外幣債的話，我們就需要持有外幣，換句話說，就需要通過貿易獲得外匯儲備，拿實實在在的物資去交換其他國家的貨幣。因此，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物資來交換，我們就還不上這個外幣債，就會產生債務危機。
而當我們的債務是本幣債的時候，我們只需要通過增發貨幣，就可以直接把債務抹平了。當然大家第一反應就是：這怎么可能�。�？我不斷增加債務、然后靠增發貨幣填平，那我的貨幣不就貶值了嗎？這個說法沒錯，中國近幾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減緩，人民幣的匯率也相對下降了——但這并不會導致直接的債務危機，國家是不會破產的。當然，長此以往，國家的信用就會受損，你主觀上想再發債，但客觀上就發不了了，沒人敢買你的國債。所以中國還是克制的。而美國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債，就是因為美元是世界主要結算貨幣，就意味著只要你的經濟發展了，你就需要更多的美元來進行貿易，因此維持美元霸權，就可以維持美元的需求，就可以持續超量增發美元，就可以想不還就不還。
在1971年全球貨幣都與黃金脫鉤之后，錢就與金銀無關了，貨幣變成了純粹的國家主權信用，錢的源頭也就變成了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擴張，確切地講就是央行的新增負債。
（如果有人一定要求用黃金或資產來贖回老美的“翟幣”而不接受繼續發行“翟幣”來支付利息，那么，他馬上就把航母開到你家門口，說你家里有生化武器）
【中國的經濟學問題：要結合實際深度思考，做理論創新】
如果央行資產負債表保持不變，那么我們生活中的所謂“錢”將只能由商業金融機構來創造，但是請注意，商業金融機構的信用創造是受限于政策（資本充足率和存款準備金率）規定的。
打個比方，央行資產負債表是食用酒精，商業金融機構創造的信用貨幣（M2）是勾兌出來的白酒。白酒太濃了嗆人，太稀了寡淡，但是歸根結底，有多少酒精，取決于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而不是商業銀行往瓶子里兌了多少水。
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最大可以擴大到多少？我的答案是無窮！
當一個人口結構年輕的非工業化國家大規模印鈔買國債的時候，必然會導致高通脹和匯率貶值，從而引發經濟和社會秩序的混亂。
但是，用津巴布韋、委內瑞拉以及解放前國民黨政府印金圓券的這些案例來套用到今天的美國、中國、德國、日本身上，顯然是缺乏常識的（尤其是中國《近百年中國出生人口官方數據分析》）。這些現代經濟體面臨的約束條件與上述高通脹案例恰恰相反，都是少子老齡化日益嚴重導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技術進步太快，產能過剩嚴重。
在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的經濟體中，你就是讓這個國家所有的印鈔機加班加點的印錢，他們的CPI都不會失控，因為沒有人會花錢去囤積源源不斷生產出來的手機、服裝、電腦、家具……（下面再講“浪費”在新時代的概念）那么，沒有被商品和服務交易消化的、多印出來的錢，會流到哪里去？答案是資產，包括房產、礦產、股市、債市、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投機品種。
許多媒體經濟學家不懂這個道理，想當然地以為央行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必然導致通脹和匯率貶值。但我們做過實證研究，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在人口結構年輕的非制造業國家，印鈔當然會導致高通脹和匯率貶值；在人口結構老化的制造業國家，印鈔無法導致高通脹和匯率貶值，而是導致資產價格泡沫或者資本外流。
有不少體制內的學者和領導干部（比如財政部的老領導們）也已經注意到不同國家組別之間的重大差異，但是他們還是使用過去的概念“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這樣籠統的區分。這個區分不體現人口結構、不體現產業結構，太過籠統。
那么，今天的中國究竟是發展中還是發達國家？外交場合我們總喜歡定義自己是發展中國家，謙虛謹慎的傳統也要求我們繼續把自己看作發展中國家。但是這種不恰當的籠統區分和自我定位，就導致我們自我設限，在財政政策和貨幣變革上裹足不前。
2023年2月初，社科院的張明教授組織了徐高與趙建的辯論；其實早在約十年前，國開行曾經搞過一個內部辯論會，邀請我和張明兄辯論，辯論的主題是中國是否可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是正方，他是反方。我記得那場辯論中，張明兄就用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危機案例來作為例證，而我反駁他的理由就是今天的中國與那些國家存在質的差異（包括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我們不能用小學階段的經驗教訓指導大學階段的學習。
（人民幣國際化與美元霸權）
我在后續的研究中發現，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在于：少子老齡化和產業結構的差異，用發展中和發達國家來概括不同組別，太籠統了。
央行擴張貨幣基礎為財政買單，會導致什么結果？看看現實就明白了。
美國這幾年搞了MMT和全民發錢，結果如何？通脹波動與財政擴張之間存在大約18個月的滯后，目前來看，美國的通脹高峰已經安然渡過了，官方公布的通脹峰值在10%左右，如今已經回到了5%-6%左右，未來不排除在此水平長時期盤整的可能；經濟增長數據還行，失業率來到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新低，而美元匯率反而因為加息而不斷走高，甚至在俄烏沖突之前就不斷走強。
2020年上半年，當新冠疫情沖擊美國的時候，整個美國社會陷入危機和動蕩狀態。為什么2020年下半年開始，政治和社會危機逐步穩定了？他們的抗疫搞得一塌糊涂啊，就是靠MMT和全民發錢，幫助美國社會安然渡過了新冠帶來的社會危機。
美國給老百姓發錢的代價誰承擔了？答案是全球儲蓄者。中國PPI（生產價格指數）與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之間的嚴重背離，就說明我們也在替他們承擔代價。
有人說，中國的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所以不能學美國搞MMT。此言差矣！
人民幣不是美元、歐元那樣的主要國際貨幣，而是類似英鎊和日元一個檔次上，這并不是因為別人不愿意接受人民幣，是我們自己不愿意承擔貨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進一步放開的代價。
更加重要的是，中國是全球最大貿易國和順差國，我們如果也搞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也搞全民發錢，那么就會降低我們的儲蓄率，減少我們的順差，讓美元、歐元能夠買到的東西減少。
（但，我們需要制造業！中國經濟的最大悖論：要做世界工廠，又要拉動內需促進消費！）
所以，能不能搞量化寬松，能不能搞現代貨幣理論，與本幣是否國際貨幣關系不大，只要中國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巨型經濟體，通脹的代價就是全球幫著一起承擔的。只要中國與世界之間存在大量的經濟貿易往來，那么即便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我們也不可避免地被動承擔著別人搞量化寬松的代價。
退一萬步講，即便中國搞量化寬松真的導致了人民幣匯率貶值，我們為什么要擔心匯率貶值呢？作為少子老齡化速度最快規模最大+全球最大制造業出口國，我們的人民幣其實是世界上“浮力”最強的貨幣，因為稍微一貶值就會導致出口順差擴大。
一個無錨貨幣的開放經濟體系，就如同一個連通器，大家辛苦努力創造的財富存在了各自的蜂房格子里，但是各個蜂房底部是通的，蜂蜜養分在不知不覺中滲漏到別人那里去了。別人印鈔而你不印，別人擴債而你不擴，那么你的血汗成果，別人就拿走不謝了。（上面的翟幣換手機，國家發展中“剩余”與“規模”難題：中國應主動塑造第三世界的經濟體系？）
中國今天的CPI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快要趕上南歐了，這種通脹與失業率之間的組合，同美國的情況恰恰相反。這說明了什么？這意味著將會發生什么？希望大家深思。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美式經濟學教條中走出來！】
現在中國的問題是，較低信用的主體（企業、地方政府）以較高的利率借了太多債，而信用最好的主體（中央政府）不愿或不敢借債。中央財政不愿意擴大債務規模，又對各地的經濟增速有要求，就逼得地方財政向市場借高息債，更逼得許多大中型企業在外幣市場上借入高息的外幣債（美元債）。
這跟我們理應構建的國家債務結構恰恰相反了：風險越來越大，成本越來越貴，麻煩越來越多。中央號召經濟戰線要控風險，結果風險越控越大，根源就在于中國政策界的主流認知把債務的風險弄顛倒了。
實際上，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務率是全球最低的，僅僅20%；利率也是非常低的，十年期國債的利率目前比美國的還低。其實，合理的做法應該是：中央政府主動擴大人民幣計價的國債規模，幫助地方政府和各級國有企業從高息債務中解套出來；嚴格控制和限制中國公私各部門舉借非人民幣債務；想方設法控制全政府利息支出。
中央財政的這種收縮思維的源頭，既有當年生產力低下卻是金銀本位時代所形成的“節儉持家”的過時財政觀念的影響（也就是把家庭和企業的理財原則張冠李戴地直接套用到國家財政的邏輯上去了），又有美國華爾街所資助和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加持。
華爾街金融機構一方面把杠桿用到極致，另一方面又告訴全世界說債務是一種罪，主張大家要控制杠桿率，鼓吹要去杠桿。只有當別人不敢用杠桿，而他們自己能用足杠桿的時候，他們手中的資金和金融牌照才能變得值錢。
近年來，在中國傳播這種思想最得力的是瑞達里歐，我從2011年前后開始關注他的觀點，也是最早開始批判他的錯誤思想的少數人之一。中信出版社的編輯朋友曾經邀請我幫他的書的中文版做序，我回復說如果讓我寫，那就變成對他的拆臺和批判了。
在我看來，他的思想有兩大問題：一是對貨幣體系變革的歷史了解不夠深入準確，無視1971年貨幣體系脫離硬錨給經濟金融體系帶來的“革命”，也混淆了本幣國債和外幣國債的不同債務約束力，更混淆了家庭部門、企業部門、政府部門債務之間的本質區別（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其早期思想中，經過別人的批判和提醒，他在大約2015年之后的著述中已經提到了本幣債與外幣債差異，但是仍然無法徹底修正其邏輯體系）；
二是單因素論，就是試圖用杠桿率這個指標去解釋金融市場、解釋宏觀經濟，乃至解釋國家興衰。在社會科學各個專業的研究生論文答辯中，這種單因素論是最常見的方法論錯誤之一。想要發表學術論文的博士生，建議把《瑞達里歐去杠桿思想批判》作為選題，看看他的錯誤思想有何危害，如何形成的，如何傳播的，如何修正的，這樣的論文非常符合時代的需要。
許多經濟學教科書的觀點和命題都是在1971年貨幣體系與黃金脫鉤之前形成的，這50年來各國大學經濟系里的教書先生們沒有及時地更新他們的知識和命題。而且受到美國學界的數學化風氣影響，全世界很多專業學者根本不學習經濟史、貨幣史和政策史，其中不少經濟學老師還是從數學和理工科轉行進來的，做個QUAN就能拿個經濟學或者金融學博士學位，所以不能指望他們有多少深刻的經濟思想和政治理解。
2008年之后，之所以現代貨幣理論的聲音越來越大，不僅僅是因為美國、日本的政策實踐走在了理論和學術的前邊，而且1971年以來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靠數學模型吃飯的經濟學家們終于有足夠的數據樣本來重新構建認知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受到美國教條經濟思維的影響，許多年輕人對MMT嗤之以鼻，一張嘴就貼標簽說它是一種異端邪說。其實現代貨幣理論算不上啥理論，而僅僅是對貨幣體系變革及其現狀的一個描述，只要秉持實事求是的精神而不要被各類經濟學教科書催眠，睜開眼睛看看美歐日在干啥，有啥效果，誰得到好處、誰承擔代價，就不難明白其中道理。
對于中國的年輕人，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暫時拋開所謂的權威理論和教科書觀點，要實事求是地看事實和數據，然后再對MMT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政治經濟學本質做出判斷。
而且有必要提醒大家的是，從政治和利益分配的角度看，現代貨幣理論與全民基本收入的組合，在政治光譜上就是左翼學者為市場經濟所提供的解藥之一，是幫助窮人和普通大眾向資本和精英爭奪利益。正是因為如此，美國左翼政治家桑德斯才會聘MMT旗手斯蒂芬妮凱爾頓教授做政策顧問。
【福利主義在中國被嚴重污名化】
對于今天處于生存焦慮中的年輕人，尤其是中下層年輕人而言，這個方向的思路才能提供出路，當然我們中國學者應該有更加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改進版方案。而反方向的那些主張，比如限制杠桿率、限制債務規模、限制央行資產負債表、著力防范通脹等等，那都是符合富人利益的主張。
對于年輕人而言，你有幾套房子？你有多少存款？甚至連體面點的工作都沒有，你替富人擔心通脹、擔心福利體系會養懶人、擔心高工資讓工廠招不到人，是沒有道理的。過去四十年，福利主義在中國被嚴重污名化（資本控制的媒體），似乎搞福利的國家就是養懶漢都缺乏競爭力，但真實的世界并非如此。
中國的產業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已經接近了歐洲與日本的水平，我們的電動汽車、無人機、互聯網、航天、船舶、高鐵、清潔能源……等領域已經是世界一流水平，但是與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相比，我們的居民福利水平遠遠落后。
比如醫療、住房、養老、托幼、失業、傷殘等領域的補貼和幫扶支出，在30多個OECD國家這個指標的平均值目前是21.5%，而中國目前是在6.5%。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巨大鴻溝，可以解釋很多現象，比如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中國新生兒數量的下跌，中國本土消費能力的相對不足，比如中國的一部分人才出國留學之后不太愿意回國等等。
以前是美歐日的福利體系創造了占其人口比例50%以上的中產階級，而美歐日廣大中產的既慷慨又挑剔的消費，拉動了中國的制造業騰飛；但是如今他們的消費增長變緩慢了，尤其重要的是，他們不愿意用他們的消費市場和核心技術支持我們的高科技產業，那么中國的產業要想繼續升級，就必須依靠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了。
在此背景下，本國福利支出占比的大幅提升，既是共同富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的體現，也是中美長期競爭的時代背景下，壯大和升級本土消費市場的必由之路。
中國股市最大的毛病，是定位出了問題？
中國經濟的最大悖論：要做世界工廠，又要拉動內需促進消費！
如何從哲學的高度看待俄烏戰爭的性質？
西方極限制裁下俄羅斯經濟穩定，更讓人看清“貨與幣”的關系！
拆穿美元信用問題！
“維護全球金融穩定”是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
振興東北：建立東北特區，實行新時代計劃經濟！
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可行嗎？可怕嗎？
今年的“穩中求進”與往年會有不同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鍵解讀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提“穩中求進”。
經濟要高質量發展是應該的，但是，不能只關注質量；質量并不是單獨存在的，質量與數量是相互依存的，提高質量的同時必須要兼顧數量，否則，質量與數量可能都會失去。這既是辯證法、也是現實道理。
中國未來幾年最大的挑戰是美國的全面戰略施壓，而打破美國施壓最有效的辦法是延續較快的經濟增長。這是中國化解來自美國霸權的戰略壓力、維護中國發展所需戰略空間的根本辦法和根本依靠。美國對華高筑貿易壁壘，目的是削減中國國外市場的范圍與規模，以此來阻礙中國經濟增長。
問：高速增長，意味著各行各業要高產出，與之對應~就要求市場有高需求~現在有嗎？
答：當然有了！本來需求很大，但被壓制了。老百姓有巨大的消費需求得不到滿足，工廠有巨大的產能卻不讓釋放。
我國有十幾億人口，是早已存在的事實，為什么現在要強調內循環？
為什么過去大量商品要依靠外銷？
為什么以前非得要外國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為什么過去幾十年老百姓的消費內需還是不足？
……“一個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的雙循環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敝灰茏尷习傩崭辉Ｆ饋�，加大消費能力，這個市場就足夠強大。（中國經濟的最大悖論：要做世界工廠，又要拉動內需促進消費！）
產能過剩，其實是個偽命題，是無良媒體與經濟學家為了丑化中國過去的高增長而炮制出來的。中國人民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比還很低，不存在戰略性的長期的產能過剩。這幾年經濟增長放緩、增長預期也不夠（溫總：信心比黃金更重要）。比如購車消費，中國人均汽車保有量是低于美日韓，經濟下行收入下降，包括購車（換車）在內的居民消費能力隨之放緩，汽車銷量甚至連續數年負增長，就變成了“產能過剩”，去產能，汽車產業鏈很長，影響很多行業，相關企業收入繼續下降，職工消費更加無力，產能繼續“過�！薄＝洕缓�，什么都過剩。再深入一點：（宋志平:我們的分配機制還是有問題）
【為“產能”正名】前幾年，中國歷經幾十年辛苦積累而來的龐大的產能，被污名化了，被視為落后的、應該被淘汰的東西。這次疫情，提醒我們要對產能重新認知、恢復名譽�；鹕裆嚼咨裆结t院能夠快速建成，依賴的是中國的產能；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醫療物資匱乏短期之內就得到了扭轉，依賴的是中國的產能……沒有產能，就沒有一切。
本來，中國產能龐大，是一件好事情，全世界無數國家都羨慕，可偏偏在中國這幾年都嚷嚷什么產能過剩，該去產能。產能龐大應對和解決之道是擴大需求、改革生產關系、調整分配制度，拉動消費增長！讓產能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去產能，破壞生產力！生產力，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最重要標準�！�內循環、房地產、股市！》。
只有經濟增長、預期好，人民才敢于花錢消費（而不是儲蓄）因此，在當前增長疲軟的情況下，只有政府政先釋放“穩增長”拉動經濟的明確信號，人民群眾對未來有了好的預期，他們才敢花錢消費。而不是反過來，經濟不行了，呼吁人民多花錢多消費來拉動經濟向好。這是本末倒置。
《解釋中國經濟困境的思維導圖》見第1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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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貼被作者本人于2024/1/12 15:43:36編輯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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