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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議：花高價讀EMBA，上課罷課為哪般？ |
——商學院EMBA學生罷課請走教授折射發展難題
（EDP：Executive Development Programs 暨高層管理者培訓與發展項目）
（EMBA：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高層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徐平回憶起那一幕，仍然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教授在講臺上講到正酣處，幾位中年學生突然起身打破了課堂的平靜。
其中的一位一邊快步走上講臺，一邊伸出手來，做了一個毋庸置疑的“請”的動作，“您講的內容我們無法接受，與其耽誤大家的時間，還不如先請您離開教室吧。”教授呆呆地看了他幾秒鐘，神情復雜地走下了講臺。
他徑直向大門走去，很快消失在走廊的盡頭。
商學院的EMBA學生罷課，正成為困擾商學院決策者的重大問題。
請走教授為哪般
“在沒有上EMBA課程之前，就聽說這家商學院的學生經常會將教授請下講臺，這次是眼見為實了。”徐平說，他沒有料到這些身經百戰，深諳人情世故的高管們會選擇請走教授這樣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教授或者課程安排的不滿。
對于罷課，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看法。去年年底，就讀于國內一所知名商學院的劉曉斌就曾經上過一堂將罷未罷的課。
“學校為我們配備了兩位教授聯手講授一門課，德高望重的那一位似乎沒有特別為課程進行備課，而另一位教授則講授了非常精彩的內容。”出于中國人傳統的“面子”考慮，很多學生雖然深感不適，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忍耐。
就讀于另一所商學院的王開倩和她的同學也最終選擇了“談判”來表達對課程安排的“不滿”。“臨時更換教授，更換課程內容，學校方面沒有對我們進行詳盡的告知，與此同時，教授方面講授的內容也不盡如人意，暫且不提我們花費了大量金錢，更重要的是無法承受機會成本，每個人都有自己重要的工作，時間上耽擱不起。”作為談判代表，王開倩認真地搜集了班上所有同學的意見，匯總成一段精煉的語言，與校方進行談判。
結果當然是一種“平衡”，校方承諾為所有同學補上一節課，但對于已經被浪費的時間，校方只能以致歉作為解決方案。
“商學院里的罷課，現在并非新鮮事兒。”一位商學院資深觀察人士說。
不滿足消費者需求？
隨著學生識別能力的提高，他們對教授、授課內容、同學的構成等等都提高了關注度。
“進入商學院，對于身為企業高管的EMBA學生來說，可能有這么幾個主要目標。”上述資深觀察人士稱，其一是將知識系統化，其二是建立良好的同學圈，其三是發掘好的教授幫助企業做咨詢。
在知識系統化方面，商學院需要根據學生的需求設置自己的課程體系，并且配備優秀的師資力量。
在同學圈方面，一方面商學院要在招生時嚴把招生關，在學生的資歷、來源、學習目的等方面進行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商學院要有意識地形成校友圈，使得學生的溝通能夠縱深化。
在教授方面，商學院必須下決心尋找頂尖的教授，使得他們能夠為學生提供“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的授課內容，在可能的情況下，教授與學生之間達成某種共識，向學生所在的公司“輸出咨詢”。
上述幾個目標，對于商學院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如果將商學院視為一家公司，學生視為消費者的話，如何能夠準確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是商學院面臨的真正挑戰。
“我是創業者，自費讀書，就是為了獲得知識和積累人脈，兩者中有一項不‘達標’，就等于浪費了機會成本。”王開倩并不避諱自己的不滿。
目前國內一線商學院的學費大多已經達到或者超過40萬元人民幣，更有甚者，已經接近50萬元人民幣。
高額學費的來源，除了學生自付以外，也有很多是其所在公司支付，還有一部分是學生與所在公司共同支付。
有人形容中國頂尖商學院的EMBA項目是“沒有應收賬款”的“生意”，一般而言，學生必須繳付所有費用后方能入學，對于校方而言，不存在“應收賬款”問題。
以每班30~40名(或許更多)學生來計算，每個班級繳納的學費往往達到或者超過千萬元人民幣。
早期，由于信息的高度不對稱，即便是對配備的師資或者課程設置的內容有異議，大多數學生還是會選擇“韜光養晦”的方式；隨著學生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來自培訓公司的高端培訓或者商學院的高管培訓項目后，加上自身在企業實際運營過程中積累和總結的經驗，他們的識別能力大大增強。
隨之而來的就是要求“商家”(商學院)提供優質的“產品”(課程)。
商學院應對挑戰
毋庸置疑，“罷課”背后，是中國商學院的EMBA項目正面臨著挑戰。
由于政策限制，境外商學院不能在內地單獨辦學。境外商學院的EMBA項目曲線進入的方法大多是與中國內地商學院合作辦學，一些較有實力的境外商學院還有機會與部委合作辦學，此外，還有部分境外商學院大打“擦邊球”在內地落地。
這些商學院在某種程度上占有了一部分的EMBA生源。
在中國內地，商學院也形成了不同的陣營，其中EMBA項目競爭最為激烈的無疑是第一陣營。其中包括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長江商學院、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清華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等等。
內地商學院在20年左右的時間里，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商學教育體系。在EMBA辦學上，更是走在全世界的前列。(一個重要的標志是，由于此前中國管理教育的缺失，高管急需提升管理水平，EMBA項目適應了這樣的需求，中國的EMBA項目幾乎是全球最大的。)
但對比歐美成熟商學院，中國商學院缺少師資、缺少研究，直接導致了提供給“消費者”的“產品”不盡如人意。
在商學院的EMBA項目的運營上，同質化的趨勢較為明顯，沒有形成鮮明的“差異性”。“盡管有商學院被認為是娛樂化傾向嚴重，但在我看來，這也是一種‘差異性’，有人樂于為此埋單，就說明其定位是成功的。”一位負責在中國開拓市場的境外商學院管理者對《第一財經日報》說。
在世界級一流教授的吸引和保留上，中國商學院往往缺乏競爭力。
而在生源上，此前被默認的“國企三分之一(包括部分政府官員)、民企三分之一、跨國公司三分之一”的格局漸漸被打破，更多時候迫于招生壓力，“先招來再說”的傾向明顯。
“照此趨勢，中國商學院的EMBA項目接下去很難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文章開頭提到的商學院資深觀察人士稱。
一方面，盡管境外商學院無法取得許可，但它們能夠通過高管培訓項目曲線進入中國。比如哈佛商學院就在上海設立了一個學習中心，其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對于高管而言，如不考慮學位問題，高管培訓項目也是不錯的選擇，更何況還冠之以‘哈佛’的名號，成為哈佛校友的吸引力確實不小。”上述觀察人士稱。
另一方面，壓抑的不滿情緒很可能影響到商學院辦學的“口碑”，要知道，“校友推薦”在商學院EMBA招生過程中起到的是舉足輕重的作用，更何況對于不少公司而言，往往是最高決策者先“試讀”，再向其身邊的高層主管推薦。
以往的案例表明，有不少董事長、CEO級別的管理者本人就讀一家商學院后，將自己的高管都送往了另一所商學院就讀。這些決策者，是最為精明的投資者，他們的選擇就意味著對EMBA項目的認可或否定。
(文中被采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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