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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投資背后的人力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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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中國所有成功案例的背后都有一個資產負債表所不能反映的共同特點：出色的人力資本
美國硅谷的企業家從10年前網絡股泡沫破裂以來的眾多教訓里學到了一點，在美國經營一個企業失敗并非世界末日。誠然，企業家肯定不會在個人簡歷里或在向新投資者推銷新項目時，濃墨重彩自己曾有關門大吉的經歷，但這段閱歷有時能為其加分。
如今到全球新興的風險投資熱土中國試水，這些類似的經驗也有作用。“美國文化相對比較容忍失敗，”位于北京的從事職業資源和咨詢業務的中國職業精英網（Chinese Professional Network（CPN））創辦人兼董事長汪維綱（George Wang）指出，“在中國，失敗有時候意味著在家人和其他人面前顏面盡失。”汪維綱近期赴美國費城參加了第15屆沃頓亞洲商業峰會（Wharton Asia Business Conference）中一場題為《創業與風險投資：多元化和變革背景下繁榮發展》（Entrepreneurship and Venture Capital: Thriving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and Change）的主題討論會。
但是，汪維綱也指出，隨著人人都想創業，夢想成為中國的下一個“阿里巴巴”，中國這種畏懼失敗的文化也正在發生變化。阿里巴巴網站是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網站，2007年危機前中國股市蓬勃發展背景下在香港上市，共募到15億美元的資金。這對如嘉豐資本（Chinese Founders Fund）的創始合伙人許嘉榮（Jovan Hsu）這一類赴會嘉賓來說是個好消息。總部設在北京的嘉豐資本為電信、媒體和技術型新創企業提供天使投資。“我們經常說，‘我們希望你能有一些經驗積累，’”許嘉榮說道。“即使失敗過兩三次，我們也喜歡，總比什么都沒學到要強吧。”
盡管全球金融危機仍在持續，許嘉榮和汪維綱在發表上述言論間已經透露出些許樂觀。根據近期經濟數據來看，4萬億人民幣（約合585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已經讓中國經濟重回增長軌道。中國的企業家和投資者懸著的心，已有所放松。
“中國市場受經濟危機沖擊不那么大，”信必優（Symbio）的首席執行官徐嘉（Jacob Hsu）指出。總部設在美國硅谷的信必優公司在芬蘭、瑞典、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擁有分支機構，經營全球產品開發外包業務。它在中國經營一個初創企業孵化器項目。“但是，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是受經濟危機沖擊的重災區。”盡管徐嘉表示最前期的天使投資受影響程度小于其他投資領域，但他也指出，董事會里“對風險的容忍度在降低。”
但是，只要提到亞洲，那種投資熱情依然高漲。根據德勤全球（Deloitte Touche Tomatsu）去年針對725家風險投資家的調查結果，盡管該行業在去年收緊了投資額，更專注于投資組合中最佳公司，并提高了投資后期的份額，但過半數被訪對象表示將于2009到2011年間加大對亞洲地區的投資力度。尤其是中國，被風險投資人士認定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國家。
如果風險投資真能如眾多觀察家預測的那樣將在中國高歌猛進，那么要深入理解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新創企業環境方面的明暗差別，就頗為重要。位于美國費城的米羅投資公司（Miro Capital Partners）的合伙人兼沃頓商學院創業課程講師邁克爾·凱爾森（Michael Kelsen）主持了這個討論會。
歷史教訓
從上世紀90年代風險投資在中國風生水起之時起，中國的情況就和其他國家，例如美國，非常不同。根據蘭德公司（RAND）的一份調研報告，上世紀90年代初，接受風險投資資金支持的公司90%是國有企業。但隨著中國市場改革深化及國際風險投資面對的歧視性政策逐步減少，這一比例很快降了下去。
貫穿這一演變過程的一個主題是風險投資在中國成功要靠什么。“象中國這樣新興、迅猛發展的市場，投資更像是賭博，” 汪維綱指出。“區別在于你是專業賭客，還是抱著隨便玩玩的態度。大部分的投資應該算是后者。”他認為，對于這類投資者，“資金永遠都不是問題。”另一方面，對于專業投資者來說，關鍵在于盡可能在投資前期（并且越早越好）發現最好的商業理念和人員。
事實上，所有風投成功故事的背后都有著一個資產負債表所不能表達的共同因素：出色的人力資本。“對人投資，就像孵化器那樣，盡早發現合適的企業家并給予他們支持，” 徐嘉指出。“要了解企業家，要了解市場。要在幫助企業家正確選擇創業伙伴方面多做些工作。”
他補充道，更多是人際關系，而非機構間的關系。“如果你來到北京，那么，有十個人就可以讓你認識所有的投資者。”他建議希望拓展中國新創企業市場的西方投資人，開始時步伐慢一些，不要一來就倉促決策。“花上六個月的時間，多了解一下地利與人和，”他建議道。
人和與地利
這一方面的關鍵詞就是“本地知識”。與會者認為，對于風險投資成功來說，了解中國的經商環境要比了解這家公司是中資還是外資，或是有無中外政府關系更重要。“如果你對中國有全面的了解，如果你理解中國企業家的思維模式，你就比別人具有優勢，”汪維綱認為，“有時你不能從西方的角度來判斷他們。”
毫無疑問，的確有些中國特色的因素，能夠決定新創商業計劃的成敗。以電子商務為例，在西方國家，電子商務就是通過互聯網銷售商品及服務，但很多普通中國消費者更喜歡通過話務中心來下訂單，而不是通過網絡。汪維綱指出，熟悉中國消費者的企業家憑直覺就能做出判斷，但對于初來乍到的人可就十分困難了。但是，中國變化的速度太快了，風險投資者需要不斷更新自己的本地知識。“如果你離開中國超過三年的話，你會被認為落伍出局了，”他說道。
在過去，那些資金雄厚的國外風險投資者遇到不熟悉本地知識情況時，他們會斥重金聘請西方投資者熟識的海外律師、會計行及其他交易專家，而不愿找中國這樣新興市場的當地人。
當然，資金雄厚的外國投資者可以通過硬件建設來彌補部分個人經驗方面的不足—參會專家阿歷克斯·葛洛夫（Alex Grove）指出。葛洛夫曾在摩根史丹利做“跨階段”風險投資工作，去年他自己開了家教育咨詢公司。
他回憶道，“如果我們想投資煤礦，我們會找畢馬威或其他能深入企業查賬的會計行。我們還會找西方的律師行如年利達（Linklaters）或其他事務所。這些機構整裝待命，隨時出發……有些基礎工作絕對跟得上，” 葛洛夫說道。“我估計還有很多小公司，尤其是中國本土風險投資公司，也會聘請這些機構提供服務。”
嘉豐資本的許嘉榮認為，很多中國本土的風險投資者，尤其是從事前期投資的，在執行交易的方式上與大型投資銀行差別較大。“對于新創企業的前期投資，很多風險投資公司自己工作。他們也會聘用律師、會計師和其他專業人士，但也有內部人員做這些工作。相比起來，他們可能更傾向于后者。”
事實上，中國市場初級階段的特性，是投資者愿意加入嘉豐資本的主要原因。“我們擁有一個模式，能和天使投資者相聯系，每位天使投資者都有自己的特長，或是已有在華成功投資經驗，”他解釋道。于是，當企業家向投資人展示項目時，很有可能碰見在該領域有經驗的人，這樣將有助分析評估新理念或給商業計劃挑毛病。銀行也希望新創企業能將企業家與具備類似行業經驗和興趣的投資者聯系在一起。
中美兩國的風險投資環境還有其他不同之處。凱爾森指出，在美國企業家鮮有直接“登門”尋找風險投資并與投資人直接見面，而是會在一開始聘一位律師或其他與投資商有關系的顧問。
許嘉榮認為，在中國“所有事情都要靠關系。”這就是他的那家由多個投資人組成的公司人脈廣泛的原因，他們總能通過關系找到尋覓風投的企業家的同事或前任老板。
即便向葛洛夫這樣的中國通，在中國謀生還要不斷學習。他回憶道，他的西方教育背景及流利的漢語曾讓他如何受歡迎。但去年自己開辦一家協助亞洲人赴美研讀MBA課程的公司后，便遇到過不少質疑，尤其是針對他的學歷，其中包括那些如今他介紹中國學生入讀的學校。因為假文憑太容易造了。“我整個職業生涯都在中國，這讓我不得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事物，讓我思維不得不更靈活、更策略、更富創造力。”
凱爾森補充說道，除了全球金融危機非但沒有影響反而創造出很好的投資機會之外，“如果你想成功的話，就不要在意什么宏觀經濟走勢。”
當被問及美國風險投資商能從中國的新創企業中學到什么，與會人士指出他們必須對個體進行關注。“這就好比約會，” 汪維綱笑著說道。“好比你打算找個中國女朋友。你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我要找中國女朋友？’但這只是第一步—很膚淺。”他繼續說，第二步就是拋掉成見。如果你堅持找長頭發人做你的女朋友，你肯定會失望的。“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你必須一個一個地認識，”商場上也是同樣道理，保持開放心態要強于預設項目標準的做法。“不要被表面現象所蒙騙，”他說道，“你需要走入人們心中，探問‘你的價值何在’？”
“投資的第一課是，絕不要只投資于一個商業模型或商業計劃，” 徐嘉說。“應該選一個企業家，全身心地支持他。你在中國聽到的絕大多數成功故事，背后都有一位能擺脫俗窠、特立獨行的企業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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