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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GDP到人類發展指數HDI
     茅于軾　　


     大家都知道GDP，它是一年中全國人民所創造的財富總量，用元表示。一個國家富不富，就看GDP。世界上有窮國和富國，就是拿人均GDP做標準來劃分的。我國改革三十年的成就主要表現為GDP的巨大增長。由于財富生產的巨大增長，我國已經今非昔比了，國力極大地增強，生活極大地改善。財富是什么，它是指可以變成任何一種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能力。國家財富的增加意味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所以GDP非常重要。所謂發展是硬道理，主要就是指財富的增加。

     　　然而GDP顯然不能概括一切。比如它不能表示財富的分配狀況，是不是有人很富，又有人很窮；它不包括環境的好壞，破壞環境并不影響GDP，有時候甚至還有利于GDP的增加。為了尋找一個更能夠全面表示百姓福利的可測量的指標，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了人類發展指數，英文縮寫為HDI。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有人研究這樣的指標。開始的時候多數人并不認為這樣的指標能有什么用，認為人類發展是一個多維度的事業，用一個單維度的數不可能概括發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從1990年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表了頭一個《人類發展報告》，以后資料的積累逐漸看出它的優點。現在它已經成為研究國際比較不可或缺的依據。

     　　人類發展指數包括三方面的評分。一是按照購買力評價的人均GDP，二是人均教育水平，三是平均壽命。將這三方面的評分，加權平均后得出HDI指數。該指數介于零到一之間，分數越高表明發展程度越高。然后在全世界各國中排名次，既能夠看出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比較，在綜合發展水平上的相對位置，又能看出跟他自己的過去比較是進步還是退步。HDI比人均GDP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它不像人均GDP可能掩蓋了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一樣的人均GDP，可能人人都享受了財富帶來的好處，也可能是少數人驕奢淫逸，多數人食不果腹，單從人均GDP是分辨不出來的。但HDI的其他兩個維度能夠避免因分配不均給人的誤解。比如平均壽命，不可能少數人活了幾百歲，多數人只活了幾歲。因為個人壽命的差異不可能很大。平均壽命延長，一定是大多數人都活得更長了。教育年限的平均數也有類似的特點。所以HDI是一個更能表示全民普遍狀態的一個指標。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世界各國的HDI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都有進步。個別國家停滯的原因主要是艾滋病造成的。其他各大洲中以亞洲的進步為最顯著。不論南亞或東南亞，HDI都有明顯的提高。阿拉伯國家的進步比拉美快，拉美國家又比中東歐和獨聯體國家快。有18個國家HDI是退步的。其中12個國家處于撒哈拉以南，另外6個國家是原蘇聯地區，包括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烏克蘭。特別是俄羅斯的情況值得注意。他們HDI下滑的原因是平均壽命明顯地縮短，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僅為65歲，而西歐為79歲。尤其是男性死亡率特別高。在過去的十年中約有700萬男性非正常死亡，特別是在單身男人和低教育水平的男人中最為明顯。2003年男性的平均壽命只有59歲，而女性為72歲，相差達13歲，是全世界性別壽命差距最大的國家。造成這種現象跟飲酒有關。除了飲酒直接造成的傷害，它還引發事故的增加，暴力事件的增加。據統計上世紀90年代男性殺人犯增加了兩倍。上述統計是2005年發表的，近兩三年俄羅斯的情況有所改善，但是并不穩定，改善的原因是靠高價的石油收入。現在油價下降，情況變得不明朗。

     　　在過去的十年中，HDI增長最快的國家是孟加拉和中國。但是他們指數改進的構成有所不同。孟加拉在HDI的國際比較中上升了14位，但人均財富只上升了10位。而中國的HDI上升了20位，人均財富卻上升了32位。中國的優勢是在財富的生產方面，而孟加拉的優勢則在壽命和教育方面。有了國際比較，我們對自己的狀態應該有更客觀的認識。一方面我們國內的問題多多，矛盾重重，另一方面看看別的國家還遠比不上我們。所以自己不要泄氣，要有信心。

     　　HDI指標的進步和財富的進步發生差異，有許多例子可供說明。沙特的財富指標遠遠超過泰國，但是HDI的位次卻很接近；危地馬拉的人均收入為越南的兩倍，但HDI卻落后于越南。HDI和人均財富相差很大，說明社會政治結構阻礙將財富轉換成普通百姓的利益，而只被少數人占有，社會形成巨大的不公。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一方面全世界的財富迅速增加，但另一方面財富的不均造成的問題沒有緩解。每年有1070萬兒童活不到五歲的生日，有10億人每天的生活費用不到一美元，每年有三百多萬人死于艾滋病，更有幾億人營養不良。這一切都發生在貧困人口之中。比較各國財富的分配，可以看出，不公平來源于歧視和特權。城鄉區別的歧視，性別的歧視，宗教的歧視，民族的歧視都造成分配的畸形。政治權利的不公，人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護，財產被侵犯，人身沒有保障，缺乏市場參與的自由，同樣造成收入的巨大差別。解決HDI落后的主要辦法是通過消滅歧視和特權，來糾正財富分配中的不平等現象。

     　　我國的情況是財富的極大增長或多或少掩蓋了分配不平造成的矛盾。在中國即使最貧困的那部分人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過去有將近三億人經常挨餓，這一狀況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內部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社會矛盾激化，中國的HDI與財富的差距還在擴大。這種發展模式顯然是不能持久的。

     　　全球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平衡的。最富的國家，盧森堡，人均GDP是62298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最窮的國家塞拉利昂，人均GDP僅為548美元，二者相差一百多倍。人都有一雙手，在自然發展的條件下絕不至于貧富相差如此之大。貧困的根本原因是外力對人民的侵犯，這個外力就是當地的權威政府。現在最窮的國家集中在非洲，他們之所以窮主要是戰亂不斷。其實就是政府不顧百姓的死活，爭權奪利。即使沒有戰亂，強大的政府干涉百姓的權利和自由，也是貧困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民對比改革前后，對此深有感受。當今世界上還有一些政府不尊重民權的國家陷于貧困而不自覺，還在堅持自己的“革命路線”。相反，當今富裕的國家都是民權得到尊重的國家，政府的權力受嚴格限制的國家。貧困的根本原因不是資源不足，不是科技落后，不是貿易條件惡化，而是政府的不適當干預，人權得不到保障。

     　　就我國的情況而言，我們的財富增長非常成功，但財富未能公平地分配于全體百姓。究其原因與個人權利的不完全保護有關。首先是城鄉之間人為的身份差別，政府公共服務的歧視化(重城市，輕農村)，社會正義被財富扭曲，人的基本權利得不到嚴格保護。表面上看是人與人的收入不同，消費不同，財產不同，但是這些不同的背后是權利的不均等，或者說是特權的普遍化。經濟的不平等容易看得到，而權利的不平等卻看不到。這一點和世界上一切HDI落后于人均GDP的國家是一樣的。因此，我國的發展模式需要從GDP為目標過渡到以均衡發展為目標。這一改變的主要障礙來自既得利益階層的抵制。我們不得不對此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