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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納：1924至1927年黃埔軍校與國民黨的黨軍關系 |
[摘要]從黃埔建軍到蔣介石初步確立對全國的統治，國民黨的黨軍關系經歷了黨權控制軍權，到黨權名存實亡、軍權膨脹并支配黨權的過程。黨權與軍權此消彼長同國民黨黨權未得到充分發展便倉促進行北伐有關，也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矛盾激化而放棄軍隊中黨軍機制的結果。國共黨軍關系發展的不同道路，說明要有效實施以黨治軍，關鍵在于黨擁有對軍隊的控制權，并將其政治綱領灌輸到軍隊中去，才能實現對軍隊的領導。
[關鍵詞]黃埔軍校；黨代表制度；國民革命軍；黨軍機制
1924至1927年的國民革命時期，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國民黨政府為實現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統一全國的目標，組建了國民革命軍。這支新式軍隊初創的基地即黃埔軍校。國民革命軍由以黃埔軍校學生為主體的黨軍和追隨孫中山的舊式地方軍隊組成，軍校學生成為國民革命軍的重要構成力量。黃埔軍校所開創的在軍校中實行黨代表制度和注重對軍校生實行政治教育的做法，一度在國民革命軍各軍中得到程度不同的推廣，使得這支軍隊成為為政治理想而戰的勁旅。但隨著北伐戰爭順利進軍，國民黨黨軍關系發生異變，并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1924—1927年國民黨黨軍關系發展脈絡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在經歷了一系列艱苦的革命斗爭后，認識到舊軍閥軍隊是不可靠的。在蘇聯和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孫中山認識到建立新式軍隊的必要性，并提出建立軍校及組建革命軍的主張。孫中山認為，只有建立革命軍，革命事業才能成功。他說：為什么“我們在十三年前推翻滿清，但是在這十三年之內不能成立真正民國，大原因就是在推翻滿清之后，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愿。所以從前的破壞成功，建設還不能成功。以后要建設成功，便要有革命軍發生。如果沒有革命軍發生，就是再過十三年，真正民國還是不能建設成功。”[1]孫中山希望這支軍隊是信仰三民主義的、與革命黨共同奮斗的革命軍。“奮斗精神是從主義而生”，“兵士要發生精神，便先要有主義；先有了革命主義，才有革命目標；有了革命目標，才發生奮斗精神。”[2]為了培養革命軍人，遂醞釀建立黃埔軍校，仿照蘇聯紅軍的組織機制及訓練方法。
黃埔軍校建立后，由總理、校長、黨代表組成校本部最高領導層，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總理之下，校長和黨代表是兩個職權平行并重的工作系統……黨代表有權對校長的工作進行監督和指導；校長的命令沒有黨代表的副署無效；軍校任命上校以上軍官，須由黨代表與校長的聯署，方可呈送總理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3]軍校設立政治部，作為黨代表下屬的常設辦事機構，專門負責政治工作。周恩來主持政治部工作后，不斷充實機構，制定《政治指導員條例》[4]等各項條例，使政治工作制度不斷臻于完善。通過政治課教學、政治演講會和報告會、創辦刊物、劇社演出等多種方式的政治教育活動，使得“軍校的政治工作相當活躍，革命性、戰斗性很強，有力地激發了師生的革命熱忱。”[5]此外，軍校還設立特別黨部，作為黨在軍隊的組織，也對黨代表負責。
1924年底，以軍校學生為主力組成軍校教導團，1925年4月改稱黨軍，不久擴編為第一軍。到1926年6月，國民革命軍完成了第一次大整編，組成了8個軍，成為大革命時期國民革命軍的主力。黃埔軍校的黨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逐漸推廣到整個國民革命軍，國民黨中央相繼任命了各軍黨代表，黨代表設于軍、師、團三級，并要求在軍、師兩級設立政治部，營、連設政治指導員。1926年3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布的《黨代表條例》中，宣布國民革命軍實行黨代表制度的目的是：“為灌輸國民革命精神，提高戰斗力，鞏固紀律，發展三民主義之教育。”[6]條例還規定黨代表的主要職權為“黨代表為所屬軍隊之長官，其所發命令，與指揮官同，所屬人員須一律執行之”；“黨代表有會同指揮官審查軍隊行政之權”；“黨代表不干涉指揮官之行政命令，但須副署之”；“發現指揮官分明變亂和叛黨時，黨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見，自動的設法使其命令不得執行。”[7]該條例規定的此類內容，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領導。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則以指導國民革命軍之黨務、政治及文化工作為職責。政訓部在鼓舞士氣、提高部隊作戰能力、聯系軍民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推行黨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使得軍隊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善，而且保證了黨對軍隊的領導。這也是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北伐初期順利進軍的原因所在。
應該指出的是，黨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各軍中實行的程度是不同的，第一軍因從黃埔學生為主的軍校教導團發展而來，黨軍機制較為完備，代表了國民革命軍的建軍模式和建軍方向。其他各軍則是從舊式軍閥部隊改編而來的，不同程度留有私人軍隊的痕跡。但總體來說，這一時期以第一軍為主導的國民革命軍是國民黨黨權在軍隊中發展的興盛時期，黨權置于軍權之上，政治工作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為黨對軍隊的領導提供了一定的保證。
從北伐戰爭開始，到1927年春北伐軍攻克長江以南廣大地區，軍權日益膨脹，并逐步排斥黨權。隨著戰爭的進展，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開始培植私人勢力，擴充第一軍，致使軍權與武漢國民黨中央的黨權發生了嚴重沖突。
在此之前，從1926年3月至7月，蔣介石以各種手段先后取得了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軍人部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職，可謂黨政軍大權在握，為他對抗黨中央積累了資本。國民黨中央對蔣介石的政治圖謀缺乏警惕性，《國民革命軍司令部組織大綱》中規定，戰事狀態下，“凡國民政府下之陸海航空各軍，均歸其(總司令)統轄”，而且“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政各部機關，均受總司令之指揮。”[8]此類規定在北伐即將展開之際出臺，具有明確戰時機制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卻成為國民黨中央忽略或放棄軍隊領導權的開始，也是蔣介石此前借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削弱黨權的繼續，并成為此后軍權趨向膨脹而黨權日益削弱的重要因素。
國民黨中央后來對此有所認識：“蓋自去歲三月二十日武力蹂躪黨權、政權以后，不但總理之聯俄及容納共產黨政策被其破壞，即本黨軍隊中之黨代表制與政府制度亦完全破壞，開個人獨裁之漸，啟武人專橫之端，使總理改組本黨之精神及同志兩年來之勢力，悉付諸流水。”[9]這種軍權壓制黨權的狀況使國民黨中央產生了危機感，于是發起了一場意在抑制蔣介石個人軍事獨裁的提高黨權運動。提高黨權運動最初醞釀于1926年10月15至26日召開的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由于黨權與軍權矛盾叢生，武漢國民黨中央經過反復斟酌，于1927年2、3月間掀起了擁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擁護武漢國民政府、反對蔣介石個人軍事獨裁的運動。這場運動在1927年3月10至17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達到高潮，力圖通過黨的正式決議來抑制軍權、提高黨權。正如會議開幕詞中所說：“此次會議實為個人屬于黨，與黨屬于個人之分歧點；亦即少數服從多數，抑多數屈服于少數之分歧點；而且是武力屈服于黨，抑黨屈服于武力之分歧點；并且是個人獨裁制與民主集中制之分歧點。”[10]會議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軍委總政治部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令》等文件，并修改了國民政府組織法，以期從黨務、軍事、政治三方面有針對性地削弱蔣的權力。黨務方面，決定廢除主席制，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對黨務、政治、軍事行使最終議決權；軍事方面，裁撤軍人部，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面設軍事委員會，作為國民政府最高軍事行政機關，軍委會不設主席，總政治部改屬軍事委員會領導；政治方面，廢除主席制，改為委員制，并規定地方政府和軍事長官不得再干預國民政府中央對各類人員的任免。這次會議意在通過改組黨政軍機制實質性地降低蔣的權勢和地位。通過這次會議，蔣的職務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軍事主席團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位雖然保留下來，但實權已被大大削弱，從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民黨的黨權。
然而，武漢政府提高黨權的運動雖然在政治宣傳上有所成效，但軍事實力不足，不免聲勢大、實效小。一些北伐將領如唐生智、張發奎、程潛、朱培德等，表面上贊同提高黨權運動、擁護武漢政府，實際上并不是真正擁護黨權。言論上的虛與委蛇乃基于各自利益，是在不甚明了的局勢下一種自我保護的舉措。一旦形勢有變，則很難保證他們還會效忠于武漢政府。他們更加關心的是擴充自己的部隊，擁護黨權只是他們試圖取悅黨中央、增強自身軍事力量的借口。由于這一時期中共和蘇聯對武漢政權仍有積極影響，因此各軍為獲取武器和政治支持，表面上都做出擁護聯俄聯共的姿態。他們只是不滿于蔣介石限制異己力量的做法，試圖通過提高黨權運動抑制蔣的獨裁而得以保存和擴大自身的實力。唐生智等將領打的都是如此這般的個人算盤。蔣介石則先后取得了李濟深、李福林、陳銘樞、李宗仁等軍事勢力的支持，又通過外交手段獲得了日、美、英等列強的支持，對南京、上海等長江中下游主要城市的占領，又使他擁有比武漢政府更雄厚的財政實力。
武漢政府在提高黨權運動中，因為沒有實力的保證，難以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其雖然希望通過提高黨權對蔣介石形成制約，以實力為基礎的蔣介石也扯起一面政治旗幟，即以“護黨救國”論與武漢的提高黨權運動相抗衡，這無疑又為其增加了一個砝碼。由于此時武漢方面國共兩黨矛盾逐漸表面化，因此蔣介石的“護黨救國”論，分化了武漢政府內希望以黨治軍的勢力。李宗仁事后回憶道：“全國人士由于反共而牽涉到容共的武漢中央政府，認其為共產黨所利用。于是，蔣氏由一反軍事獨裁運動下的逋逃者，一變而為領導反共的英雄人物了。其契機的微妙，實難盡述。”[11]
1927年，南京政府和武漢政府以清黨反共為名，先后發動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在實行清黨后，消除了黨權與軍權斗爭中共產黨的因素，但在建立其一黨專政體制的過程中，黨權仍沒有恢復對軍權的支配地位。蔣介石依靠軍事實力與國民黨內的其他派系爭奪黨統，然后用黨統為他的軍事獨裁統治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蔣介石與胡漢民、汪精衛之間為爭奪國民黨的最高領導權，展開了相當長時間的斗爭，蔣介石以軍權相脅迫，而胡、汪則以黨權相抗衡，然而后者終究不抵前者。
總之，從黃埔建軍到蔣介石初步確立對于全國的統治，國民黨的黨軍關系經歷了黨權控制軍權，到黨權名存實亡、軍權膨脹并支配黨權的過程。具體而言，黃埔軍校實行以黨治軍，將軍隊置于黨的領導之下，形成了國民黨黨軍關系的最初形態，保證了軍隊服從黨義，從而為主義而戰。中山艦事件后，蔣介石通過清除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開始向黨權挑戰。由于北伐在國民黨的黨權尚未得到充分發展的時候即倉促展開，致使這支軍隊成為蔣介石攫取個人權力的工具，并導致了軍權的膨脹。黨軍關系發展較好的第一軍尚且如此，更不用說舊軍隊習氣原本就濃重的其他各軍。武漢國民黨中央雖努力提高黨權，但最終卻無力與軍權抗衡。這時期國民黨的黨軍關系，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之前，夾雜著國共兩黨的斗爭。1927年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后，黨權與軍權之間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國民黨內部對于黨軍關系的爭論和處理上。國民黨內部各派對于黨統的爭奪，最終還是以實力為后盾。蔣介石達到以軍治黨的目的后，又利用手中的黨權壓制其他軍隊，為建立軍事獨裁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二、黨權削弱、軍權膨脹的原因
國民黨的黨軍關系之所以呈現黨權消、軍權長的發展趨勢，原因之一是國民黨在黨權未充分發展之際即開始了北伐，以致于戰爭時期軍權膨脹而無法駕馭。在這一點上，蘇俄的建議具有預見性。依蘇俄最初的建議，國民黨應準備5年、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來健全和發展黨的組織力量。待黨權充實健全，并與民權相結合，奠定了穩固的政黨組織基礎之后，再出兵北伐。此時黨權已足以駕馭軍權而不至為軍權所挾制。但這一建議未被國民黨中央采納。[12]就軍隊中的黨軍關系而言，黃埔軍校雖然開創了黨權控制軍權的最初形態，但這種黨權控扼軍權的形式發展得還不是很完善。從1925年8月軍事委員會議決組建國民革命軍而成立第一、二、三、四、五軍，到1926年上半年改編成立第六、七、八軍，時間是非常短促的。國民革命軍8個軍中，作為黨軍代表的第一軍以黃埔軍校學生為主力組成，黨軍機制較為完整，但也在中山艦事件后遭到了削弱。其他7個軍隊由原來的湘軍、滇軍、粵軍、桂軍改組而成，實際上軍權還是控制在舊軍官手中，他們在依附國民黨的過程中沒有得到徹底改造。黃埔軍校黨代表制度和政治教育機制在這些部隊中的推廣，一度似乎有點效果，但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北伐正式開始前加入國民革命軍隊伍的第七軍和第八軍是典型的例子，第七軍全軍只有軍級將領和黨代表是國民黨員，黨代表的印章就帶在軍長李宗仁的身上，李宗仁還堅持抵制共產黨員黃日葵擔任該軍政治部主任。第八軍的劉文島在當上該軍的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后，竟然“屢次天真地問我(指李宗仁)，黨代表究系什么階級。我說，可能是上將，即中將也不小啊！”[13]可見，黨代表劉文島關注的只是這一職位的身份和官階，而不是重視其職能。作為一種規律，戰爭中軍權必然上升。當北伐戰爭順利進軍之際，原本頗為脆弱的黨權逐漸失去對軍權的掌控力。
國民黨黨軍關系演變的原因之二，是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不牢固，國民黨右派在反對共產黨的過程中，削弱了自身的黨權。國民黨黨權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共產黨幫助完成的，就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黨建工作而言，共產黨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軍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主要由共產黨人負責，社會上有“國民黨的黨校，共產黨的政治教育”之說。共產黨人周恩來、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彭澤湘曾擔任第一、二、三、四、六、八軍的政治部主任和黨代表。“1926年3月中旬前后，國民革命軍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共產黨員有241人，占已知的政治工作者的1.4以上。”[14]但是對國民黨黨軍關系而言，這種情況也存在著隱患，即國共合作一旦破裂，那么在共產黨幫助下建立起來的黨勢和以黨治軍的模式，勢必會受到致命打擊。這種隱患在力主聯俄聯共的孫中山在世時被遮蓋起來，孫中山逝世后，右派的反共言行造成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中山艦事件”清洗了第一軍中擔任黨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削弱了蘇聯顧問在軍隊中的影響，取消了汪精衛的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的職務。此后又經歷了反共清黨，在打擊共產黨的同時，以黨治軍的模式遭到了徹底的破壞，政治工作不再受到重視，這就為軍權的膨脹打開了方便之門。
國民黨黨權削弱、軍權膨脹的第三個原因是黨中央決策失誤，這也是蔣介石逐步奪取權力的結果。在籌備北伐戰爭階段，軍事長官被賦予極大的權力，國民黨將黨政軍大權集中于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軍委主席、軍隊總黨代表由總司令兼任，原屬軍委的總政治訓練部也改隸總司令部，受總司令指揮。北伐前夕出臺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由總司令統轄國民政府屬下的陸、海、空各軍，對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在軍事上負完全責任。為了適應戰爭需要，軍事委員會的多數機構均移歸總司令管制，如政治訓練部、參謀部、軍需部等。蔣介石于1926年5月通過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做出決議，索性裁撤了有名無實的軍事委員會。此后，又設立軍人部，蔣介石兼任部長，規定今后國民革命軍各級黨部及黨代表的委派，須經軍人部提名。諸如此類的規定，實際為軍權駕馭黨權提供了一定的法理依據。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雖然通過決議規定裁撤軍人部，總政治部改歸軍事委員會領導，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以提高軍事委員會的權力。然而，武漢政府這一系列提高黨權、防止軍事獨裁的規定在強勢的軍權面前，顯得軟弱無力。
原因之四，國民革命軍各部日趨龐雜，政治素質嚴重下降。隨著北伐走向勝利，大量舊軍閥部隊歸降，國民革命軍各軍也紛紛擴充自己的部隊，使得軍隊的成分構成發生劇變，黨軍機制再度受到沖擊。軍閥部隊的舊習氣使國民革命軍不很穩固的黨軍關系再度遭到破壞，黨對軍隊的影響力迅速下降。北伐出師后，吳佩孚、孫傳芳的直系軍隊主力先后被打垮，與國民黨有歷史淵源關系的南方小軍閥紛紛依附北伐軍，不少北洋軍閥的地方部隊也主動投靠。當時在湘鄂前線陸續收編的有黔軍袁祖銘的九、十軍，川軍楊森部二十軍，鄂軍劉佐龍部十五軍，湘軍賀耀祖部獨立十五師，鄂軍夏斗寅部獨立十四師。在東線附義的有方本仁部十一軍，贛軍周鳳歧部十四軍，皖軍陳調元部三十七軍，皖軍王普部三十二軍，皖軍馬祥斌部二十七軍等。北伐開始時，國民革命軍約10萬人，到1927年3月初總數已達50多萬。舊軍閥部隊大量改變番號成為國民革命軍，但國民黨對他們沒有及時進行政治改造，舊式部隊的作風帶到北伐軍中，猛烈沖擊不甚完善的黨軍機制，更加速了軍權的膨脹。
三、國共黨軍關系的不同及啟示
國民黨黨軍機制由盛轉衰之時，共產黨卻成功地實現了黨對軍隊的領導。中共在建立軍隊的過程中，吸收了黃埔軍校黨代表制度和重視對軍隊進行政治教育的經驗，并根據國情、黨情、軍情加以發展完善。中國共產黨非但重視政治宣傳，而且將黨的組織牢固地建立在軍隊各層次，切實保證了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有效性，也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三灣改編開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并完善以黨治軍的模式，使軍隊服從于黨，服從于黨的綱領和奮斗目標。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人民軍隊建設的一系列原則基本定型。三灣改編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基本原則，保證了軍隊在政治思想上有正確的方向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中共以黨治軍的初步形態。古田會議進一步將這一建軍原則理論化和系統化，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必須置于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紅軍必須建立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機制。黨代表制度深化到基層部隊，做到了連有支部、排有小組、班有黨員，使部隊政治方向正確、精神狀態振奮。毛澤東總結道：“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設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15]毛澤東雖然說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但是卻成功地實現了黨來指揮槍。即“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16]此后，我軍黨的機制和思想政治工作在此基礎上有了很大的創新和發展，但黨指揮槍的基本原則始終不變。令人感慨的是，黃埔軍校早就在連隊設置了黨組織，國民黨黨軍關系最終卻異變到“槍指揮黨”的地步。
綜上所述，要取得黨對軍隊的領導，避免軍隊成為個人或集團爭權奪利的工具，必須把黨的思想路線、政治綱領貫徹到部隊基層，落實到廣大官兵的心中。在黃埔軍校時期和北伐前期，打倒列強、打倒軍閥，以及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成為國民黨對軍隊進行政治教育的共識。這一政治目標體現了時代要求，明確而簡練，很容易被部隊所接受。在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在北伐前期，對軍隊進行這種政治教育的效果是較為明顯的，提高了部隊的士氣和戰斗力。但這只是國共兩黨近期目標的一致，從長遠目標看，兩者則是迥異的。國共合作破裂后，國民黨雖強調用三民主義治軍，但各派系對三民主義理解不同，各取所需，相互攻擊政敵，理論趨于混亂。對于蔣介石來說，雖然也強調用三民主義作為軍隊的統帥思想，但是他卻認為“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而實行八德的途徑，就是要實踐‘禮義廉恥’四維”。“軍人的靈魂，就是‘智仁勇’三達德，也就是中國古代軍人所講的‘智信仁勇嚴’五德。”[17]蔣介石用儒家倫理道德學說來解釋三民主義，目的是將軍隊培養成效忠于他個人的武力支柱。他在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期間，大力推行曾國藩、胡林翼的治軍原則，宣揚《曾胡治兵語錄》，在選將、用人、帶兵上都仿效曾國藩，以師生、同鄉和親友關系維系軍隊，用封建思想意識駕馭部屬。這也是他以后利用黃埔系培植自己軍事勢力的重要手段。實際上，蔣介石從黃埔起家，就是利用軍事力量獲得黨政權力的，因此他相信有軍則有權，有軍就有黨，黨治徒有虛表，而軍權則是實在的、至上的。周恩來指出：“蔣介石的戰爭觀，是唯武力主義。它是近代中國傳統的軍閥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軍傳統思想)和拿破侖的武力統一思想的結合物，所以又叫做新軍閥主義，也就是新專制主義。”[18]利用這種陳舊落后的思想是不可能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共產黨人始終如一地貫徹了用黨的政治綱領來統領軍隊，將黨的政治綱領灌輸到官兵心中，使軍隊真正成為黨的軍隊。
為了使黨的政治綱領深入貫徹到官兵中去，黨本身應該具有高于軍權的權威，以切實保證黨在領導、組織、制度上對軍隊的控制，黨在軍隊中的組織機制是實施以黨治軍的保證。由于建立國民革命軍之際，國民黨改組時間不長，因此黨的組織機制并沒有系統地在軍隊中建立起來，這無疑會影響到軍內黨政工作的有效性。中共在當時就意識到這種情況的弊端，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關于西北軍工作給劉伯堅的信》中就指出：軍中黨代表制度，是無產階級十月革命的產物，而要實行這一制度，以黨治軍，黨必須是組織嚴密，且有無上權威。由于現在的國民黨并不具備這些條件，因此主張國民軍不設黨代表，而由政治部主任負責政治工作。③國民革命時期，在國民革命軍中，雖然建立了黨代表制度和政治部，但是黨代表職責、權限尚無具體細則，對同級軍事長官的監督權職是極為有限的。政治部的工作，也多半局限于政治宣傳，沒有權力真正領導軍隊工作。第四軍的蘇聯顧問戈列夫曾評論道：“軍政治部的工作自然只是在一路上到處貼標語傳單、組織群眾大會，等等，至于領導各師的工作，政治部是根本無從談起的。”“政治機關工作中所缺少的主要東西是組織。完全沒有一個與其他部隊共同工作的計劃。結果是，我們的政治部在領導一個運動，而在我們后頭的那個政治部又在領導另一個運動。上面對政治工作是沒有領導的，既不要求工作總結，也不給予方針性的指示。這不能歸咎于總政治部，因為它沒有權。”[19]軍事總顧問加倫也指出：“由總政治部和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頒布的各項訓令和所有條例幾乎在任何一個軍內都沒有實行。連的黨部本應由國民黨的積極分子組成，可是竟然沒有任何人做這一工作，應當認為這種情況是主要的不幸。”[20]造成此類弊端的原因之一，是軍隊成分復雜抵制了黨代表制度的實行，但這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初創階段的紅軍，也存在成分不純的問題。人民軍隊建設之初，士兵多來自農民，還有一些是國民黨起義部隊和一部分俘虜，甚至還有少數流民、幫會成員。舊軍隊的作風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如單純軍事觀點、軍閥主義殘余、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等，曾嚴重影響著黨對軍隊的領導。如何使之成為新型的軍隊，是擺在當時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由于中國共產黨掌握著軍隊的領導權，并注重在軍隊中建立黨的組織，完善黨政工作制度，將一支成分復雜的軍隊建設成新型黨軍，建設成人民的軍隊。1929年12月底，《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明確指出：要在紅軍中建立黨的領導中樞，健全黨的各級組織。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各級黨組織要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實行黨的集體領導。要有黨的觀念和無產階級鐵的紀律，反對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點。[21]中共重視軍中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實現了黨對軍隊的領導。
再者，要使武力服從于黨的領導，最終要實現武力與國民的結合。北伐軍興之際，國民革命軍之所以區別于舊式軍隊，根本點就是明白為何而戰，革命軍隊不再是個人或者軍事集團爭權奪利的工具，而是代表大部分國民的利益，這也是革命的根本目的所在，黨權的發展必須體現于此，才有深廣的社會基礎。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孫中山即認識到這一點，集中體現在1923年12月他對國民黨員的3次演說：《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黨員應該協同軍隊來奮斗》、《革命成功全賴宣傳主義》。1924年1月23日發表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也反映了孫中山的這一思想。孫中山提出革命需要兵力，也需要人民的心力，需要二者的結合。革命不能“單獨依靠兵力，要依靠吾黨本身力量”，“即人民之心力”。必須使二者結合起來，“人民心力與兵力，二者并行不悖。”而且人民之心力是兵力的基礎。[22]他還指出，要徹底消滅依靠帝國主義的軍閥勢力，“第一步是使武力與國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的武力，國民革命，必于此時，乃能告厥成功。”[23]孫中山的認識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武力要與國民相結合，因為軍隊的力量是有限的，而被主義動員起來的國民中蘊涵著更加偉大的力量。二是武力最終要適應國民之需要，成為國民的武力，革命才能夠真正成功。孫中山這一觀念在北伐之前和北伐初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黃埔軍校積極輔助廣東的農工運動，并得到農工民眾的大力支持。但隨著北伐戰爭順利展開，國民革命軍逐漸脫離乃至背叛了民眾，這與國民黨對待民眾運動的思想和態度是有關的。國民黨的階級基礎一直是很模糊的，孫中山所謂國民的概念也是不明確的。因為孫中山不贊同階級斗爭學說，認為階級斗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社會之所以進化，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沖突。”[24]即主張階級之間的調和與平衡。在許多國民黨人看來，他們是代表全民的。地主、資本家乃至軍閥和土豪劣紳等都是全民的一部分。“本黨所代表的全民，不是單純的代表農工。農民不論地主、自耕農或佃農，工人不論勞工與資方，均為本黨所代表的對象。”[25]因此，在國民革命時期，關于農工運動，國民黨與共產黨一直存在著爭論。當國民革命深入到社會革命時，國共合作的破裂具有必然性。此后，農工運動被看作共產黨的專利而被國民黨方面所限制。對于共產黨來說，由于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明確，時刻與大多數民眾的利益保持一致，因此緊緊地將軍隊與農工結合在一起，保證了武力成為人民的武力，軍隊成為人民的軍隊。這一點正是國民黨及其軍隊最為欠缺的。
總之，從北洋軍閥時期的“兵為將有”、“有兵必有閥”到實現以黨治軍，是中國軍隊近代化合于邏輯的發展過程。對于國民黨來說，由黃埔軍校教導團發展而來的第一軍起初代表著新式軍隊的發展方向，但是沒有將黨軍機制始終如一地貫徹，并在戰爭過程中迅速蛻化。國民黨軍隊的另一系統則是從舊軍閥部隊發展而來的，沒有經過切實有效的改造，在第一軍蛻變時，這些軍隊的情況也迅速惡化。從此軍隊中的派系林立成為國民黨的頑疾，無從克服。盡管如此，1924—1927年的國民黨黨軍關系在中國軍事近代化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為中共建立新型軍隊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吸收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早期以黨治軍的經驗，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并建立了新型的以黨治軍模式，使軍隊成為實現黨的政治任務的工具，成為人民的軍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切實保證。
注釋：
[1]《對駐廣州湘軍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00頁。
[2]《對駐廣州湘軍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01頁。
[3]傅光中：《論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制度》，見陳謙平主編《中華民國史新論》(政治·中外關系·人物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4頁。
[4]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上)，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頁。
[5][6]《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見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黃埔軍校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140頁。
[7]寧凌、慶山編著《國民黨治軍檔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頁。
[8]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頁。
[9]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頁。
[10]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頁。
[11]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頁。
[12]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
[13]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頁。
[14]《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頁。
[1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頁。
[16]蔣介石：《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見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862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頁。
[18]廖國良等：《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頁。
[19][蘇]亞·伊·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70、471頁。
[20][蘇]亞·伊·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02頁。
[21]廖國良等：《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頁。
[22]《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30頁。
[23]《北上宣言》，《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96-297頁。
[24]《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69頁。
[25]中央組織部編印《地方黨務工作討論會紀要》，1943年5月，第54頁。轉引自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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