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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聿文：控制北京人口需改變非均衡發展戰略 |
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為1755萬人。盡管這一數字比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合理調控城市人口規模”專題調研組此前公布的1972萬人少200多萬，但依然突破了“十一五”規劃末所要求的1625萬常住人口的控制目標。上述兩個數據不管哪個更準確些，北京的人口總量接近或突破了其所能承載的人口極限，已是不爭的事實。
北京是一個資源高度短缺的都市，98%的能源依賴外界供應。別的不說，僅人們不可或缺的水，對北京的發展就是一大制約。所以，要避免災難性結果的出現，必須有前瞻性的對策。這就需要我們找出北京人口超常增長的真正原因。
這事，思考的結果也許就是戰爭！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在其人口總量的擴張中，共制定了三個人口規劃，分別是1983、1993和2005年的人口規劃。1983年的人口規劃提出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但到1986年，全市總人口就增至1000萬，比規劃年限提早將近15年；1993年的規劃提出2010年城市人口規模為1250萬人，但到2003年，全市實際常住人口達到1456萬人，提前7年實現目標；2005年的人口規劃如果按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的統計，也提前10年達到。
北京人口規劃的屢屢被突破，自然有規劃本身的不科學性因素在。例如，前兩次規劃因缺乏指導性，使城市建設超越規劃范圍而出現了無序蔓延的狀況。規劃的不科學還表現在，對北京的城市定位和發展思路不清晰。北京是首都，首都應該有首都特有的功能，北京應該著重在這特有的功能上下工夫。但實際上，北京的功能定位和其他大城市沒有多少差別，集政治、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科研、國際交流、旅游甚至是現代工業等多重中心于一身。發展是需要人口支撐的。北京追求各方面的發展，哪方面都不想缺，怎能不吸引大量人口流入？
而北京之所以在城市定位和發展思路上呈現四面出擊之勢，根本在于首都的特殊地位和中國社會的特殊國情。任何國家的首都相對于其他城市處于特殊地位，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問題在于，北京不只是一般的特，而是非常之特。表現在：北京可以借助國家賦予的特殊政策，使自己變成一塊巨大的磁鐵，將全國的人才、資源源源不斷地吸引過來。這是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可能辦到的。
有了國家特殊政策的保護，北京自然野心勃勃，哪個方面都想露上一手，而且只要北京想辦的，也幾乎沒有辦不成的。例如，國家并沒有賦予北京金融中心的城市定位，但是，幾乎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總部都設在北京。
北京的這種優勢，當然是由其首都的地位所決定的，但如從全國來說，它也是國家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的結果。
國家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無奈的選擇。中國那么大，貧困人口又多，各地發展水平不一，要想在改革初期把有限的財力撒芝麻一樣全面鋪開，那誰也富裕不了。因此，只有通過“先富”帶動“后富”，讓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帶動貧困地區，實現共同富裕。
雖然非均衡發展戰略有其必然性，也契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但這一發展戰略也帶來了不少弊端，區域發展差距擴大、貧富懸殊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要控制北京的人口過快增長，不是像一些人曾建議的那樣，政府采用行政的、經濟的（如提高生活成本等來限制外來人口流入）手段，這種控制人口的方式本質上是一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與市場經濟要求人口更加自由地遷徙和流動的歷史趨勢是不相符的，而且事實上也辦不到。
必須另辟蹊徑。從上述分析來看，筆者以為可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從北京作為首都來講，必須準確定位其功能，不能什么都發展；二是從全國來說，必須調整非均衡發展戰略，向全面均衡發展戰略轉移。后者通過打破長期存在的區域“行政壁壘”，使各種資源流動獲得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為經濟發展向立足內需轉型提供前提和保障。落實到北京，就是把首都的非中樞管理功能分散給周邊其他城市，真正形成京津冀大城市帶。
改革開放到現在，以均衡發展戰略所體現的共同富裕應該提上政策議程了，這是解決北京人口爆炸問題的根本出路。（鄧聿文，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
(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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