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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亞洲：教授們的沉默，陳春花現象的背后！ |
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商學院教授群體中有誰愿意站出來批判陳春花，無論是對于其觀點還是其傳播方式。這個群體的集體沉默，是商學教育的最大悲哀。
當思想守門人變成商業秀中的一個道具的時候，很多人都會歸咎于商業，抑或是守門人。但很少人會去想一想作為職業的“思想守門人”，其價值體系是否出現了問題？
“管理大師”本來是一個無公害的名頭，它在公眾中的意義就像教授對于一位教學工作者的意義，一個公眾賦予的職稱而已，無毒。這個概念從“guru”這個詞來，它代表了專業領域內的權威角色。這半個多世紀以來，被稱為guru的西方管理權威大多來自學界和咨詢界。學界的教授一般通過發paper，再經由類似于HBR（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佛商業評論》的簡稱）這樣扮演學術和公眾之間橋梁的權威雜志經過簡化處理后，進行廣泛傳播。管理咨詢界的guru則要么是直接在HBR上發文，要么是通過出書來總結自己的經驗。
前者的代表有波特、哈默、野中郁次郎等等，后者的代表人有湯姆彼得斯、吉姆柯林斯、拉姆查蘭、羅杰馬丁，等等。當然，也有異類，比如德魯克。
他是一個不依賴paper的教授，這是他的亮點，也是經常被美國學界引用的槽點。但不管是學界還是咨詢界，但凡能成為guru的人，都絕不是只會說片兒湯話、毫無根據燒雞湯的人。他們各自都有獨特的價值體系和邏輯特點。比如湯姆·彼得斯就是建構派的，思想偏歐陸化。他秉承的是法國后結構主義的理論脈絡，關心人的狀況。吉姆．柯林斯就是典型的實證派，接受過嚴格的邏輯訓練。他秉持的是實證主義的傳統。
我推薦大家讀一讀周雪光教授的《組織社會學十講》，他本身就是一個guru級的學者。我清晰記得他引用過《紐約客》里一位作家說的話，“我發現自己以前所擁有的是并非知識的信息、沒有原則的主見和沒有信念的直覺�！币簿褪且粋�人可以有很多靈光一下或者獨到的觀察，但如果沒有一個扎實的理念基礎的話，就無法讓你的理論生動起來。
說白了，就是缺少個性。
Guru的一個特點就是要有自己的理論個性，這樣的理論才會有生命力。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無論是彼得斯，還是柯林斯，都是“卓越”概念的追求者。他們用自己方法定義出來的卓越企業，大部分早就進入了衰退期或者干脆倒閉了。但他們并沒有因此換軌道，而是在原有的理念基礎上持續完善、觀察、總結。
柯林斯關于“卓越”的書就寫了四本，每一本都可以看成是對《從優秀到卓越》的糾正版。
他們為什么這么執著？因為他們相信一個被稱之為理念的東西，并可以持續追求。
Guru本身就是卓越的。
北大的陳春花被人質疑專業性不夠，總是進行錯誤背書。其實，誰都有走眼的時候。Guru不代表不犯錯。他們和國內這些偽大師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他們會去反思，用一個錯誤去反饋自己的理論模型，甚至公開承認模型的缺陷。
偽大師不會這樣，因為他們沒有理念基石，他們就像是會思考的蘆葦，只在意風的方向。
陳春花的問題不是專業性不夠，而是沒有理念。我讀了她的一些書和文章，說實話，價值不高。這幾年也和很多學界的朋友們交流過，一致的觀點是她喜歡把最新最流行的概念拿過來用，然后言之鑿鑿。今天你們說平臺了，她一定會說平臺。今天你們說數字化了，她一定會說數字化。
她的拿來主義痕跡很明顯，但作為教授，她幾乎從來不做注釋和來源標注。她的內容總能讓你感覺到似曾相識，但她又極度缺少得出結論之前的邏輯分析和理論推演。
有很多人不喜歡羅振宇，但羅振宇有一點比陳春花強，他會去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不是做沒有出處的觀點的堆砌。有時候媒體人的操守比教授可強多了。
我看不出陳春花的基石是什么，她的研究領域到底在哪里。
她寫過一本書，書名是《微利時代：超越競爭的企業經營模式》。很有意思，《微利時代》是西方管理界一本很有名的書，作者是著名的斯萊沃斯基。《超越競爭》則是愛德華德博諾的書名。
我覺得你哪怕是避嫌，哪怕是不追隨前人的腳步，你也不至于把兩本書名捏到一起吧？這就是我說的，沒有理論個性，沒有理念基石的表現。當然了，這種拿來已經成名的作品的名字，來直接冠到新作品上，是國內經管類出版社最愛干的齷齪之事。
機工出版社在疫情期間給陳春花出了本書《危機自救：企業生存之道》。如果不看署名的話，你很可能會以為這是一個剛入行兩年不到的記者寫的，無論是文筆還是見識，根本配不上教授二字。一位北大教授不愛惜自己的羽毛也是到了如此程度。
這個世界上沒有知識全才。有人說最后一個百科全書式學者早就過世了，他就是德魯克。
陳春花總說一些雞湯，但她的雞湯是沒有營養的。
事實上，最早的管理雞湯是德魯克做出來，可以說他不用發paper，又能靠一些判斷句就成為大guru的特點，被很多中國人效仿。大家覺得這是一條捷徑。
恰恰相反。
如果你研究過德魯克就會知道，他的知識體系之博大，遠遠超出了一些頂級商學院的頂級學者。他在青年和中年兩個人生階段中的著作，都帶著強烈的價值主張，無論是《經濟人的末日》，還是《公司的概念》，他是大公司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內心又帶有強烈的新康德主義的情懷。
晚年德魯克的確說了很多雞湯，但這些都是他在人生風雨之后的心得。就像稻盛和夫繼承了西鄉隆勝的“敬天愛人”的理念，你若去看西鄉隆盛的《南州翁遺訓》，就會發現思想的終極一定是直至人心的那寥寥數語。
我前一陣翻看《松下幸之助管理全集》，說是雞湯也不為過。但這是他在做中體會出來的。
德魯克是管理學的締造者，也是管理學的終結者。有一年我陪張瑞敏去參加歐洲德魯克論壇，我問他德魯克最精髓的理念是什么？張瑞敏說“管理就是實踐”。
“管理就是實踐”這句話是不是雞湯？
它就是雞湯，但這是一種歷盡千帆的終極感悟，是張瑞敏把德魯克的理念和自己做海爾30多年的實踐結合起來之后做出的總結。
簡單的背后永遠是復雜的。但很多時候，簡單的背后也可能是蒼白、空洞的。
熬制雞湯需要資格，或者說只有guru才可能熬的出來。你采用了德魯克的布道式教育，并不代表你就是德魯克。
對于陳春花的感受，我和很多人一樣，隨之而來的質疑是“這位北大教授何以至此？”
不是所有商學院的教授都像陳春花一樣，我認識的很多教授都具有極高的學術造詣和沉靜心態。我看到的問題是，中國的商學院教授群體里并沒有一個人愿意站出來去批評陳春花，哪怕是針對她的觀點，針對她的傳播方式。說到底，這是商學教育的悲劇。相比之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院教授、經濟學家汪丁丁批判同行薛兆豐，無論觀點如何，起碼保留了學人的本色。
商學院的很多教授會把本色藏于商業模型背后，在他們看來，商學教育要像商業模式設計一樣，解決用戶的痛點。來讀MBA或者EMBA的學生的痛點是啥？職業晉升、持續掙錢、打造高端人脈，一切都是利益驅動。教授們解決了學員們的痛點，自己的模式才算是完成了閉環。當他們去告訴別人要成為“第五級經理人”的時候，自己可能還在“第三級“。
因為每個人對于痛點設計的框架不同，國內商學院教授不太可能像經濟學教授或者社會學教授、哲學系教授們那樣，就理念而爭鳴。他們反而會彼此聯盟，組團來到企業面前。因此，你很少看到商學院教授有什么論敵，更不可能出現經濟學中楊小凱和林毅夫的“后發劣勢“和”后發優勢“的偉大辯論。
說到底，商學院教育越來越脫離“教育”二字，而接近“培訓”了。這是因為我們對“實踐”有所誤解，我們把商業上的實踐理解成了如何做大做強，卻不問為何要做大做強以及什么是“大”、什么是“強”。
這就是理念基石。沒有理念基石的商業實踐，都是在耍流氓。
沒有了理念，就難以稱之為教育。如此，商學院就幾乎失去了獨立性，變相成為了企業內訓部門。
早在三年之前，《經濟學人》以刊發熊彼特的《從卓越到優秀》，幾乎以公開信的方式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偉大的哈佛商學院。這份公開信對哈佛商學院提出的最大質疑就是，教授帶著和自己利益相關的案例去講課，你還能保持客觀嗎？其次就是，克里斯藤森之后，哈佛商學院就沒出過一位學術明星。然后就是你每年接受大量捐助，學費還年年上漲。
“如果HBS給人的印象更多是金錢和人脈，而不是思想，那么那些聰明人到最后也許會另尋去處。”
《經濟學人》最后給出了一個建議，哈佛商學院干脆脫離哈佛大學，按照商業機構的方式直接操作上市吧。
《經濟學人》針對哈佛商學院的批評，也是對中國的商學院的批評。起碼這三個現象早就發生在了頭部幾大商學院了。
我們的學術明星在哪里？我們教學的客觀性在哪里？我們除了昂貴的學費和高端人脈，還有什么值得企業家學員們稱道的地方嗎？
這樣的環境里，陳春花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在一個利益驅動的教授群體中，在一個把痛點解決視為商學教育目標的價值體系中，在一個可以敏銳捕捉公眾情緒并完美整合高等教育資源的所謂企業家社群時代，只會產生越來越多的陳春花。
很多時候，問題不在陳春花、也不在北大，甚至可能都不是中國商學教育的孤島問題。
我相信的一點是，教授們可以保持群體沉默，但企業家是一定會用腳來投票的。
作者/郝亞洲,原《北大商業評論》主筆，《中歐商業評論》執行主編.
編者梁Sir按：
作為資深管理培訓從業者，郝亞洲老師說“教授們沉默”其實是不符合實際的，我所在的教授群、企業管理培訓群、總裁班群，都有不少教授、或企業家在討論。也許是疫情關系吧，北京的企業培訓沒有開課、大學沒有正式復學，可能容易覺得“教授們沉默”了。實際上沒有。）
另外，
很多人討論陳春花現象，其實都在現象層面上PK，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作為一個管理學教授，面對一些全新的商業模式和經營策略，是否能夠準確地判斷其未來的成��？就像，一個經濟學教授，能否預測股票漲跌？如果拋開陳春花這個人，其所代表的管理學知識，是否能夠預測商業行為的成��？
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管理學的對象是人，是一個組織中的人與制度。
比管理更重要的是目標的決策。一支管理有素、紀律嚴明、作風彪悍的軍隊，如果被設定了錯誤的攻擊目標，那么他們只會讓錯誤更快的出現。
如果僅放到商業領域，管理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組織好企業中的人，實現組織的目標，因此管理的本質是協作的問題。
在紛繁復雜的商業領域，管理學教授其實就是摸象的盲人，但“陳春花們”覺得自己摸得寬，總是咋呼的布道，描述大象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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