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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錫良：有一種默契叫利益共同體 |
引言：網上流行一個關于專家的段子：“專家建議年三十不休息；專家建議地鐵漲價！專家建議取消三天以上長假；專家建議以房養老；專家建議收取交通擁堵費；專家建議延遲退休；專家建議男女平等應同齡退休… … 我建議取消專家，同意地轉！”
有一次，有一個在省紀委工作的朋友與我談起一個現象，這也是他長年辦案遇到的一個現象。這個現象讓他一直感覺迷惑不解，想征求一下我的看法。
那個現象就是：比如某個公共項目，在聘請專家論證，征求意見的時候，專家們幾乎不約而同都按照項目方的主導意見發表了看法，最后導致專家論證環節如同虛設，根本起不到真正的監督作用。紀委有的領導因此認定這里面一定有貓膩，可能存在著嚴重的行賄與受賄的問題，結果派人去認真調查的時候，又似乎沒有一點蹤影。也就是說這些專家并沒有收到除論證正常收取的勞務費之外的額外好處，那么，為什么專家們每次都還是作出了有利于項目方利益的結論呢？
我說，這里存在著一種利益共同體的互相博弈關系。一般來說，政府部門在選擇專家的時候，已經是有考慮的。他們常常選取那些比較容易聽話，比較容易操控的專家來出席這種涉及實際利益的項目論證會。而那些平時比較能獨立發言，比較公正，比較敢言，經常向社會發出批評聲音的專家學者，一般不容易被選錄到這個范圍里面來。這是其一。
其二，被選中的專家與項目方的利益是一致的。雖然不一定在某次具體的項目中存在著行賄與受賄的現象，但是，從長遠來看，專家對項目持支持的態度，對專家持否定的態度要有利。如果某專家持客觀態度，秉公論斷，那么，不僅得罪了項目方（項目鏈條），而且還得罪了政府部門，下次被排除出局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三，專家的學術權威，常常要通過行政權力與項目評斷權來實現其利益。秉公而論的專家，雖然也會有獲益者，但是因為那個獲益是憑借實力而來的，因此那些憑實力而來的贏家不會對專家的論證進行利益輸送。相反，只有相對弱的一方獲勝才會認為這是專家的幫助才能夠勝出。從而專家與項目方實現利益合作關系。
其四，專家也不一定都會一味放行，那些后面給予利益的項目方，常常會放過一馬，而那些沒有做這方面工作的人可能會被卡住，根據利益得失進行甄別，這是實現權力尋租的重要手段。
其五，利益是長遠的，資源是可以轉換的。因此，從一時一地的具體事件未必能夠查出問題。關系是形成了長期的穩定的利益公共體，正是這種利益共同體，使得雙方長期達成默契。也就是說，無論你換了哪位專家，基本上都會按照體制的潛規則去運作，這里面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
那么，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在哪里呢？唯一的辦法就是還政于民。解決權力的來源問題。有一句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那就是權力來源效應。權力來源于哪里，權力便服務于哪里，權力來源于官，便服務于官，權力來源于民，便服務于民。假如論證專家是項目服務對象選出來的，公信力又很強，那么，專家自然會站在服務對象一方，對項目的質量、可行性與運作成本作出嚴格的論證，所持的論斷就會比較客觀、公正，否則，如果是政府指派的專家，一定會替政府說話，否則就沒有下一次，而且還會涉及到其他的利益損失。
一個社會一旦圍繞著權力形成了政、商、學，三結合的關系，幾乎可以說一定會戰無不勝。行政主導，商業運作，學術推動，那么這個項目無論好壞，都一定會運作下去的，而且腐敗也必然是要發生的。
因此，一個良好的社會一定是要把行政、商業與學術三者作出明確的分界，互相盡量不干擾，彼此獨立運作，各行其職，這個社會才會是良好的，和諧的。可是，在中國儒家文化源頭就把這個弄亂了。儒家文化把出人頭地，出入三界，做人上人，追求功名富貴，當成人生的終極目標。比如儒家的“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孔子說“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些話無疑表明，在政、商、學之間是沒有界限的。相反，越是成功的人，越是要能夠出入這三界。
政商結合的結果就是：“升官發財”，“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政學結合的結果就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有趣的是，目前中國的官員都熱衷于去弄一領碩士、博士帽，到重點大學去弄個教授、碩導、博導當當。但是并不是真正去認真學習與研究獲得，甚至也不真正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而官場升遷學歷的因素也越來越重要。官場越來越流行所謂的“學者型”官員。
而官員們也以“學者型”官員為榮。似乎這樣的官員更為優勢一等。根本就忘記了，行政與學術無論是職業范圍還是思維品質方面，都是分居兩極，擔當不同的角色。“政“與“商”勾結的同時，“政”與“學”之間也互相置換著資源。正是這樣，中國基本上沒有完全純粹的商人，也沒有純粹的官員，更沒有純粹的學者。即使有，也是極度邊緣化的。有時官與商，官與學很難分開。中國自古以來，商，有紅頂商人，比如滿清就有四品紅頂商人胡雪巖。
現在的商人，發家致富，社會影響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也常常要弄個政協委員、政協常委之類的官場頭銜，無論是自保也好，還是方便商場競爭也好，總之是沒有什么本質上的變化。學術研究也是這樣，學術地位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一定是官學。古代有明確的學術與教育官職，比如“學政”，比如“翰林”，也是有行政級別的。現在的中科院、工程院與社科院也都是有行政級別的。（這似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國在二千多年儒家影響下，其實不僅政、商、學不分家，而且各行各業也是不分的。即使分也是按照粗略的方式劃分，比如，孟子把整個社會的人就分成兩大類：勞心者與勞力者。然后把不同職業行業劃分出高低貴賤，“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再比如在為各行各業排行的時候，也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中國人向來不習慣于將專業、職業劃分明確細致。一直到中國的“大躍進”的時候，毛還有這樣的話：“還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還在“五七”指示中說：“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既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從這些話來看，毛雖然一生反孔批儒，但是，骨子里卻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價值觀念來認識社會的。在消除職業分工與專業劃分，消除純粹的商業市場這些問題上，與儒家是完全一致的。從“文##革”走出來的知青，年紀不大，卻常常從事過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不同的職業，樣樣通，樣樣空。
現在來反思一下雷鋒是怎樣死的，就不難分析出，雷鋒意外死時才不過22歲，但是，他已經用釘子精神，從事過10多個不同的職業，每個職業沒有等到精通熟悉，就被迫換了崗位。他根本沒有過駕駛教練的資格，卻被調去教別人開車，結果因為業務不熟，行業不通，連一個駕駛員、教練員基本的安全須知都不懂，最后白白送了自己的年輕的性命。難道這些不值得我們去好好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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