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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政府無限責任”，糾正“小政府”誤區！ |
2017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北京代表團的審議。王岐山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體現在黨的自身就是理想信念宗旨的堅定性，體現在治國理政就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科學性、實踐性。在中國歷史傳統中，“政府”歷來是廣義的，承擔著無限責任。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以及法院和檢察院，在廣大群眾眼里都是政府。
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對此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持黨的領導、擔負歷史使命，必須加強黨的建設，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解決好黨員干部在作風和廉潔自律上存在的突出問題，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
這段話讓許多網友感到振奮，認為是對近年來我國流行的一種“黨政分開”、“小政府”、“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錯誤觀點的正式回應。
改革開放以來，由某些專家學者（如張維迎、許小年等）帶節奏社會上逐步形成了一種認識誤區，即認為經濟增長源于“小政府”，政府對經濟干預越少，經濟增長越快，凡是政府放開管制，經濟就發展的好。因此只要繼續減少政府的經濟職能，就能夠激發市場活力，讓經濟恢復增長。
這種“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理念，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理念。這種理念起源于西方80年代，這種觀點其實不是經濟學教科書上的觀點，而是帶有宗教般信仰色彩的一種話語迷信，這種迷信是上世紀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后出現的。
資本集團營造出這種話語，在國內是要突破政府對資本特權的管制、以便有利于壟斷資本獲得更大的超額利潤；在國際上則是將其作為對發展中國家意識形態輸出的工具，讓發展中國家放棄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以便鞏固和加強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優勢地位。
拋開其意識形態因素，不管在理論還是實踐上，“小政府”的觀念也不成立。
從西方國家的情況來看，其在現代化初期就離不開政府的強力推動，英國、美國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在建立初期實施了嚴格的國內貿易保護，并且是通過政府開辟海外航道、圈地運動等為工業化準備了條件。德國、日本等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現代化初期就是以政府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方式優先發展重工業。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啟動初期，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就更難以啟動。
相反，目前廣大陷入貧困陷阱的發展中國家，則是受制于政府能力不足。在現代化的初期，政府起著維持安全和秩序、構建國內統一市場、提供公共服務、實施產業政策等辦法，而這些國家的政府太小太弱，沒有能力履行基本的職責，以至于現代化久久不能啟動。《國家發展中“剩余”與“規模”難題：中國應主動塑造第三世界的經濟體系？》
西方國家進入現代化之后，政府的職能也不是削弱了，至今在國際上相比，發達國家的政府職能明顯強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政府對經濟和產業的管控明顯強于發展中國家。
經濟史學家Marc Law和Sukkoo Kim（2011, p.113）也寫到：“盡管美國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政府管制仍是經濟活動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無論是美國人吃什么食物、開什么車、怎么看醫生，還是決定從哪里借錢，又貸款給誰的金融體系，全都是被政府管控的。”那種把一切政府監管虛無化的觀點，認為市場自身能夠做到優勝劣汰，這并不符合事實，市場上廣泛地存在信息不對稱，買家沒有賣家精，政府進行監管、制定標準、進行認證、披露信息，是一種公共產品，為了有助于市場主體以較低的成本獲得信息，做出正確的選擇。例如，對技能人員授予職業資格證書，對產品性能進行檢測認證，對進出口商品進行管控，就是對其信息向社會的披露，是減少交易成本的辦法。如果沒有這種認證，可能每家企業都要付出時間和成本進行認證，這就是社會資源的浪費。
政府就同時具有“掠奪之手”和“保護之手”兩個角色，關鍵是看政府代表誰。一方面，政府可能同某些利益集團勾結起來對社會進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權力來遏制利益集團，維護社會公正，提供公共服務，并對外維護國家利益。在現實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奪之手”，這種主張有利于國家發展和人民大眾；另一些人則希望捆住政府“保護之手”，讓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團、不要調節收入分配、不要搞社會福利，因為這些做法對資產階級不利。可見，同樣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權力”，心里的算盤可能完全相反。
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獨裁者皮諾切克為代表的政客，通過政權的力量強制推動市場化、私有化，結果使財富迅速向寡頭集中。信奉“市場是看不見的手”的人卻用“政府看得見的手”來強制推行市場化，這本身就是一個諷刺，實際上是利用權力為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開道。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道路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現代化的組織者、領導者，在中國現代化模式中起著核心作用。舊中國無法啟動現代化，缺乏一個能夠凝聚全國人民意志、形成共同目標的政權，是一個重要的約束。無論是清政府、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政府，都沒有建立一個能夠啟動現代化的國家政權。
中國在政府職能上，既沒有像前蘇聯那樣完全包辦代替，但也沒有陷入新自由主義“小政府”的陷阱，而是在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不斷強化國家能力。中國共產黨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中國的政府在經濟運行中，不僅是簡單的“守夜人”、“裁判員”，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人民來治理和駕馭市場和資本，政府的經濟職能不僅局限在制定規則和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而是在舉辦公有制經濟、提供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促進共同富裕、參與國際競爭等方面都發揮著積極作用。
中國積極有為的政府，避免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兩類陷阱。一個問題是政府軟弱渙散，缺乏必要的國家能力；另一個問題是政府為強勢利益集團所俘獲，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剝奪大眾。
[b]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認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是出于“減少監管”，政府一放手，市場就有活力了，這種解讀并不正確。支撐這種觀點一個主要的理由是，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政府放松了對農村多種經營和城市民營經濟的監管，結果出現迅速的經濟增長。這確實是歷史事實，但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去監管”，而是由于生產力條件已經具備了，放松監管僅僅是調整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把這種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
今天，盡管行政審批仍然有些阻礙發展的成分，但是同樣有一些領域存在著監管不足和政府缺位。比如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環境保護、民營醫院、金融脫實向虛、股市制度不健全等等……不是過于嚴格，而且恰恰相反，該管的沒有管到位。
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如果不受制約，就會在資本利益的裹挾下，沖破人類的一切社會關系，把一切都變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會屬性。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成為商品，只能接受資本的盤剝，從而造成尖銳的社會分化和對立。土地變成商品，會造成惡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態破壞；資源環境變為商品，會導致環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場無法解決醫療、教育等產品的公平提供，從而也需要政府承擔責任，確保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可見，有為的政府才能構建有機的社會，有機的社會才能誕生有效的市場。
如果盲目地迷信“去監管化”，不加分析地縮小政府職能，不僅不能帶來經濟增長，還可能增加新的風險，增加無效供給。比如，在涉及環境、安全、規劃的行業簡單地放松監管，就會導致企業為了追逐利潤對社會造成危害（負外部性），對金融機構的設置放松監管，就可能導致欺詐投機等金融風險的增加。一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刺激經濟，放松了對私營醫院的審批，結果導致以片面追求短期經濟利益的大量資金進入醫療領域，給后續的監管帶來更大的難度，也給患者增加了痛苦。這些都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產品。如果放棄了這些職責，短期內可能會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長期并不可持續，而且有巨大的副作用。
從思想方法上說，對絕對市場化的迷信、對私有制的迷信、對小政府的迷信，歸根到底是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把改革開放初期成功的經驗絕對化、教條化了。只有繼續解放思想，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避免對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教條主義化，做到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斷使改革適應新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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